修羅居

        儒家智慧與經濟之道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傳統，最可貴的是，對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對非經驗部分非常謹慎，保持敬畏。

一、「天何言哉」和「惠而不費」

儒家的一個基本哲學精神是什麼？

儒家有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的傳統，最可貴的是，對格物致知的有限性有深入理解，對非經驗部分非常謹慎，保持敬畏。這導致了一種自然秩序哲學。

《論語》記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以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這段對話非常精彩，自然秩序就在那裡，遵從它就夠了。這包含著儒家社會治理的基本思想，與經濟學的基本精神一致。本文側重講經濟自由與經濟制度。

由於儒家有這種自然秩序哲學的取向，必然導致經濟自由制度的取向。這種自然秩序的原則用到社會中，其傾向就是讓社會自己運轉，儘量不要干預。

孔子主張政府惠而不費。「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老百姓認為什麼有利就讓他們去做，這不就是惠而不費了嗎？老百姓認為市場有利，就去交易，進行平等談判，自願達成契約，不要去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收益大，成本低。在儒家學說主導的兩千多年，這是基本原則。

儒家怎麼會有經濟自由主義？後來看了侯家駒先生《先秦儒家的自由經濟思想》一書，又讀了儒家原典，就知道儒家主流就是主張經濟自由的。

二，輕徭薄賦堯舜之道

老百姓追求自己的利益，結果就像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所講的「看不見的手」那樣，整個社會繁榮起來。並不是說完全沒有費用，而是說費用很少。它導致輕徭薄賦和小政府。

輕徭薄賦是儒家一貫的主張，反對加稅。孔子的學生冉求在魯國幫助季康子聚斂稅賦，孔子說，冉求哪裡還是我的學生，對他要「鳴鼓而攻之」。

孟子講過「百里可王」。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就可以做王了。輕徭薄賦會激勵生產，老百姓能獲得所創造財富的較大比例，人們會從四面八方歸往過來，這個政治領導人豈不就是王了嗎？

儒家知道，稅賦不可少。他們承認有王和國家，承認一套社會制度，這套社會制度要有費用，提出了類似於最佳稅率的概念，叫「堯舜之道」。政府要提供公共物品，但花的錢應該恰當，多了少了都不行。

白圭問孟子：「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稅率5%，怎麼樣？孟子回答說：「子之道，貉道也。」貉是一個少數民族的名字，按當時的說法是蠻夷。

孟子說「你這是蠻夷的做法」。

孟子問：「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一個國家很大，只有一個人做陶器等生活用品，行不行？不行，不夠用。蠻夷不種五穀，主要是打獵、採集，農業上不發達，「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飱」，這些都是有形的和無形的公共物品，「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5%的稅率是合適的。

但「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在中國，沒有禮樂制度和政府結構不行，所以如果採用5%的稅率，太低了，不可以為國。

孟子接著的一句話很精彩，「欲輕之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堯舜的稅賦是多少呢？十稅一。

按現在經濟學的說法是「最佳稅率」。著名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講，有一個稅率能使政府收入最大化，同時社會福利也會最大化，低於最佳稅率，就是蠻夷。

孟子接著說：「欲重之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桀就是夏桀，暴君。

如果稅賦多於1/10，就是暴君。堯舜之道是最佳的稅率。在孟子那個時代，覺得恰當的就是十稅一。當然不能太拘泥，不一定是十稅一，後來中國的發展也未必如此。如果國家比較大，公共物品就有規模經濟性，平均成本就會低，稅率就可以更低。比如漢景帝時是三十稅一；又比如清代的田賦大約5%。康熙時推行「攤丁入畝」，並承諾「永不加賦」。有一項對清代田賦的研究說，到了清末，實際田賦也只有2%~4%。

三，不與民爭利

再一個原則是「不與民爭利」，在儒家的傳統中這是很強的觀念。

《史記》記載，春秋戰國有個叫公儀休的人，在魯國當宰相，當大官後回家，看菜地裡種著菜，就把菜拔掉了，看老婆織布，就把織機毀了。為什麼？他的道理是，我當了官，政府給我俸祿，就不應做這些事。種菜織布拿到市場上賣，我的東西賣出去了，可能別的老百姓就賣不出去。這就是與民爭利。這個故事很有名，「拔葵去織」是一個成語。

這個原則在後來的多次辯論中都被提出來。比如在漢代《鹽鐵論》的爭論中，在北宋新舊黨的爭論中，都會提到這個原則。如果有人提設立官營的工業，就會有士大夫站出來說，這不對，是與民爭利。

總體來講，儒家基本的經濟制度和政策取向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取向。這是一個基本結論。

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取向，會使一個社會更有效率。裡面包含有多層邏輯。第一層邏輯是，如果老百姓之間自由交易，自願達成契約，這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自願的，交易或契約就會缺乏效率。

新古典經濟學講，自由自願的交易最有效率。如果不是自由交易，定價就不在均衡點上，交易量也不均衡，不是有過剩就是有短缺。政府制定價格，可能低於均衡價格，但會導致供給減少，需求不能被滿足，整個社會就會丟掉這麼大一塊福利。所以只要是自由交易，會帶來財富的增量；整個社會這樣的交易越多，效率越高，社會越繁榮。

更一般地說，這就是一致同意原則。只要一致同意，就會達到更高效率，叫做「同意即最佳」，只要這個交易是雙方同意的，就是一個最佳結果，對應的就是『帕雷托最優』(Pareto optimality)。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在這個基礎上，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會就會導向效率更高的結果，比如說，分工和專業化的結果。如果是一個奉行經濟自由的社會，它的分工會越來越細化，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計劃經濟的分工和專業化就很難發展。

經濟自由還導致社會的制度不斷演進，變得越來越有效率。比如交易制度演進，一開始是偶然的交換，後來發展出集市交易、定期交易、專業商人、大型百貨商場、連鎖店和貿易中心等等。隨著交易的進行，有關交易的制度不斷演進。金融市場能更容易看到這種制度發展：如金屬貨幣、紙幣、股票、存款、貸款、期票、匯票、期貨、期權等等。

簡單地講，經濟自由是一個社會的經濟制度和社會政策的基礎。經濟自由主義的表層意思是給個人經濟自由，尊重市場，小政府，輕稅賦；深層含義就是遵從自然秩序。我們註定不能完全瞭解這個社會、世界、宇宙；當我們不知道、沒把握時，只能對自然秩序保持一種敬畏的態度，尊重、畏懼它就夠了，它自然會給我們一個好的結果。自然秩序本身在大多數情況下會帶來好的結果，這是一種信念，不是人的理性計算所能把握和預料的。經濟自由主義更深層次的思想，是一種哲學。

用孔子這段話來總結改革的經驗，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天何言哉」。不是政府有多偉大，而是我們遵從了這樣一種自然秩序，是政府明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慢慢地從市場領域退出，「不與民爭利」所獲得的結果。

總結如下：儒家主張的是遵從自然秩序的原則取向，強調的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強調的是「輕徭薄賦」，強調的是最佳稅率，強調的是小政府，也強調「不與民爭利」。

四、儒家自由經濟思想的實施與傳播

儒家的這些主張，在成功的朝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實施。如清代的稅賦很低。康熙以後不收人頭稅，只收田賦，攤丁入畝，大約是5%的稅率。一個儒家主導的社會經濟秩序，基本上是市場經濟和強調輕徭薄賦、小政府的秩序，人們有基本的經濟自由。

當然歷史過程中穿插著有暴政，有很多介入和管制。秦就是暴政，稅率可能有30%。再比如隋，有那麼多公共工程，稅率也很高。漢武帝時期，因為任用桑弘羊這些人，從事官工業，各種政府干預，都有問題。

中國歷史以儒家主流為主，但其間有些曲折，宋有王安石變法，是很糟的「變法」，一個很重要的取向是聚斂財政收入。它的結果不好，稅率上來了，稅收總量並沒有上來。儒家舊黨反對王安石，認為這樣做不符合儒家原則。

同時，歷史有擾動。宋代海外貿易非常發達，尤其在南宋，被擠壓到南方，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已經開闢。宋以後，元明清也有大量海上貿易。主要的貨物有瓷器，包括現在大家非常熱衷的青花瓷，還有絲綢、茶葉等。但其間有海禁，原因不是因為反對自由貿易，而是有各種各樣的政治和軍事原因。

儒家的一些思想曾影響歐洲，這有大量的歷史文獻可以證明。在十六七世紀，有大量歐洲傳教士到了中國，目的是傳播基督教，同時瞭解和學習中國的文化。他們把中國的這些思想傳到歐洲，對歐洲產生了影響。歐洲當時處於啟蒙時代，啟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中國的儒家、道家的影響，一部分來自中國的思想資源。

有一本書叫《中國：歐洲的楷模》，是馬弗裡特寫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通過傳教士傳到歐洲，在歐洲產生了一波又一波的影響。魁奈(François Quesnay)的一本書，叫《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這本書對中國的思想和制度有一個相對全面的梳理，當時歐洲人很激動，接受了很多這樣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內容就是有關自然秩序的哲學，對歐洲知識份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魁奈一直在關注中國，但他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前七章，按照現在的學術道德講智慧財產權，很成問題，大量剽竊了一個傳教士有關中國的敘述。只有第八章是他自己寫的，講到了中國這套制度的基本原則是什麼。

所以，儒家的這些思想非常實際地影響到了西方知識界和西方經濟學的建立。經濟學是在實際上實現過中西匯通的學問，不是牽強附會地說這兩種文化傳統很相似。這是歷史，有案可稽，沒有猜測成分。當時西方世界稱魁奈為「歐洲的孔夫子」，他接受了許多孔子的思想。

中國的歷史，儒家只是斷斷續續地占主導地位。其間有大量其它思想也在起作用。文景之治是道家思想起主導作用的，漢武帝後，儒家的影響才逐漸大起來。魏晉南北朝到唐朝，宋儒崛起前，佛家思想佔優勢地位。法家也在不斷起作用。

在漢武帝時期，因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有了一定的國力以後，想去打匈奴，就要聚斂財政收入，桑弘羊要求鹽鐵專營，辦官工業，一套官僚壟斷的制度就建立起來。漢昭帝時爆發了鹽鐵會議的爭論，文學賢良們反對桑弘羊這些官僚階層聚斂更多財政收入用於軍事開支的主張。《鹽鐵論》把這場爭論記錄了下來，它反映，當面對官僚壟斷時，儒家主流精英們會奮起捍衛儒家的基本原則。鹽鐵會議後，漢朝政府取消了對酒的壟斷，也部分取消了鹽鐵專營。從長期來看，漢以後基本形成了市場經濟制度和較低的政府稅賦的經濟結構。

所以，不能排除歷史上會出現政府干預的事情，但總有爭論，通過這些爭論，能看到儒家這些原則總是存在。

五，浙東學派與儒家主流

儒家裡有一派叫浙東學派，有陳亮、葉適等，強調儒家的功利主義層面。如果義是對的，必然有利；既然正確，就應該有事功。有一本書叫《功利主義儒家》，對此做了專門討論，作者叫田浩。功利主義儒家不算主流，他們強調義利合一，義利並舉。有點像墨子講的「義者，利也」。一件好事，它必然有利。

儒家主流也承認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它承認老百姓的利，也承認君王的利。孟子勸梁惠王行仁政，梁惠王說，他不能行仁政，因為「寡人好色」。孟子說，你好色沒關係，只要承認老百姓也好色就行。他又說「寡人好貨」，孟子說，你好貨也沒關係，只要承認老百姓也好貨，就能行仁政。

儒家不是禁慾主義，承認慾望，承認功利，但不以功利為最高目標，要超越功利。義利之辯，在義和利之間，更強調義。這是朱熹和陳亮之間的微妙區別。

朱熹和陳亮辯論，陳亮說：「功到成處，便是有德」。朱熹說，「固是得道義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兩者之間區別很微妙，但也很重要。

陳亮講的義是形而下的，經驗的，是人和人互動形成的均衡。「義者利之和」，有著利益衝突的人之間達成的均衡就是義。在互相衝突的個人之間，找到解決方案，一個均衡點。很了不起，這也是制度經濟學強調的好制度的一個特點。

但是這個「義」跟朱熹所講的「義」有所不同。朱熹講的是超越的義，這個義是經驗所不能或較少體會到的，必須從整體主義的角度，超越地去體驗、發現。

如果只有經驗推導的形而下之義，這個社會不可能整合得很大。沒有超越的義，沒有宗教性，國家與文明不可能整合得很大，只靠經驗是不夠的。所以，超越的義有某種性質，會帶來一些和利不太相同的結果，但它肯定代表更大人群的更大的利。

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朱熹講得更對。現代經濟學發現了市場失靈。再擴大一點說，就是個人主義失靈，僅從個人的成本收益角度去衡量事物，可能會出錯。這就是朱熹所說，也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

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要有其它方法來補救。或者直接靠道德，或者借助於政府。而政府也可能失靈，人們不可能完全監督政府，所以最終還是要靠道德，也就是靠「義」。

用簡單的數字比喻，陳亮是說，義和利100%一致；朱熹是說，義和利在99%的情況下是一致的，但在1%的情況下是不一致的。這是他倆的區別。這1%就是市場失靈，個人主義失靈。但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是解決那1%的情形。所以，朱熹所代表的主流，比陳亮的更接近正確。

但是，就是這些功利主義的儒家，會在某些時候起積極作用。他們和亞當史密斯思想更接近，亞當史密斯思想基本上是形而下的。亞當史密斯也有義，就是《道德情操論》裡的道德，即大家為了自己的利而去達成道德上的均衡，達成一種對道德的遵從。但是它基本上是形而下的道德，是人互相多次博弈形成的一種道德均衡。之所以能形成，是因為人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沒有引進「上帝」。

亞當史密斯思想對於歐洲中世紀神權壓人權的狀態就是一種反抗，這是他的合理性。神權壓人權含有某些人的特權在其中，如教會的特權。亞當史密斯的自由主義有非常積極的意義，一是老百姓要理直氣壯地爭自己的利益，還有一個含義就是打破強權集團對利益的壟斷。

但這裡要強調，這個社會和世界還有很多東西超過我們的理解，所以我們不能僅遵從經驗，也要遵從超越的理解，要逐漸走向儒家主流所主張的義利之辯。

第一承認功利，第二淡泊功利，最後是超越功利。這是一種恰當的態度。

所以通過儒家主流和功利主義儒家的辨析，儒家的經濟自由主義和浙東學派有著微妙的區別，也和現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有微妙的區別。它在強調利和由利驅動的自然秩序時，也強調超越的義。但它不把超越的義太誇張，只是說有這樣一種情況，我們必須考慮到。

這就是儒家對社會秩序，經濟制度、政策的一個基本取向，一個與現代西方的經濟自由主義稍有區別的儒家的經濟自由主義。

圖文: 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