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管理分享● 統一的範圍越大越好嗎？－修羅居

統一的範圍越大越好嗎？

在文革中，能將歷史時期的中國疆域盡可能地畫大就是「愛國」，反之當然就有「賣國」之嫌，甚至可被當作「反革命」。

今天我們已經明白，這種「愛國」行動只是自欺，卻欺不了人——憑今人畫的歷史地圖絕不能向外國人要回一寸土地，無論在地圖上畫進了多少。何況歷史不等於現實，今天的領土歸屬並不是根據「自古以來」決定的。

這種觀念並非文革的產物，此前早已存在，只是在文革中被推上了極端。正因為如此，不少人至今還存在這樣一種心態，有人就曾提出：「將歷史上中國的疆域畫大一點有什麼不好？」如果不考慮政治和現實因素的影響，這種心態的根源就是傳統的統一觀：統一總是正義的，是人心所向，符合歷史潮流，統一的時間自然越長越好，統一的範圍自然越大越好。

可是，我們只要對中國的統一歷史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往往會恰恰相反。否則，為什麼分裂的時間會比統一的時間還長？為什麼真正統一的中國的形成要到18世紀中葉才實現？

中國歷史上的一切統一，都是以武力或以武力為後盾而實現的，結束分裂是如此，擴張領土從而擴大統一的範圍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奪取天下，恢復統一的過程中，獲勝的一方如果不想功敗垂成的話，總是要不惜一切手段達到統一的目的。

秦始皇所滅的六國，沒有哪一個是自願撤銷的。有幾位國王是投降的，但都是在秦軍兵臨城下，兵窮力盡時不得已的選擇。秦朝擴張到六國以外的範圍，靠的是軍事征服，如出動數十萬大軍和百姓，經過多年的激烈戰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才將嶺南納入版圖，置為郡縣。嶺南不是楚國舊地，不能看成是滅楚戰爭的延伸。嶺南的越人絕不會主動進犯秦朝，更不會構成對秦朝的侵略威脅，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藉口。

當時秦朝境內的土地還沒有充分開發，不存在人口壓力，也不存在過剩人口需要尋找新的生存空間。這場戰爭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越人固然要堅決抵抗，秦朝人也不會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強制手段徵集士兵和安置移民。

秦朝擊敗匈奴，奪取河南地（今河套地區），可以看作收復趙國舊地，但這些土地本來就是匈奴等遊牧民族的牧地，以後才被趙國拓為疆土，秦朝的收復只是趙國擴張的繼續。

劉邦消滅項羽，恢復統一王朝，雖然離不開計謀，但主要還是依靠軍事手段。西元前203年的楚漢對峙中，項羽兵力不足，糧食供應將盡，漢軍也無法取勝，於是雙方達成了以鴻溝「中分天下」的撤軍協議。但就在楚軍東歸途中，劉邦就重新發動戰爭，並取得最終勝利。

劉邦毀約興兵，自無道義可言，但正如張良和陳平所說：「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對統一來說，卻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同樣，劉邦消滅異姓諸侯韓信、陳豨、彭越、黥布、盧綰，靠的也是武力和陰謀。

到了漢武帝時，如果說，對匈奴的戰爭是必要的出於自衛的話，那麼對西南夷和大宛用兵就純粹是擴張和侵略。正如《史記·大宛列傳》所說，漢武帝開西南夷的目的：

一是想用漢朝的財物換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國的「奇物」；

二是用金錢買通大月氏、康居等國，以便在軍事上牽制匈奴；

三是佔據在西南夷地區，擴大千里土地，將各種有不同風俗、操不同語言的民族納入版圖，滿足「威德遍于四海」的願望。

第一、第二點根本不切實際，當然不能實現，而武帝的主要目的還是第三點。征大宛的藉口是漢使被殺，實際卻是因為漢使強求大宛寶馬「天馬」不成，辱駡對方所致。而武帝之所以決定出兵，還因為輕信了假報告，以為大宛不堪一擊，所以要將這個美差交給自己寵妃李夫人的弟弟李廣利，以便他有機會立功封侯。但這兩次戰爭卻導致了西南夷地區郡縣的建立和西域地區歸入漢朝版圖，擴大了統一的範圍。

應該承認，除了在少數情況下是開墾無人區外，中原王朝疆域的擴大基本上都是通過戰爭。用今天的觀點看，這些戰爭都是侵略性的，非正義的。

但我們不應該忘記，當時沒有聯合國憲章，沒有國家與國家之間平等交往的準則，沒有民族自決原則，弱小國家或民族不是被這個強國所統治，就是被那個強國所吞併，或者陷於無休止的內部戰爭。

所以，只要能導致和平和統一，能促進經濟和文化的進步，就應該得到肯定。同樣是侵略和擴張性質的戰爭，如果失敗了，沒有帶來積極的後果，就只能被否定。如隋煬帝征高麗，元朝征安南、日本，明朝用兵越南等。

處於分裂時期的帝王，凡是安於自保，滿足於割據的，至多只能在短時間內保境安民，保全本家族，他們最好的下場是「識天命」，向獲勝一方投降，否則就只能國破家亡。擁有軍事優勢的君主如果沒有統一的雄心，或者幻想與對手長期共存，就不僅會喪失時機，推遲統一，而且還可能使形勢逆轉，招致失敗。

致力於統一的君主，不管他們是出於什麼目的，也無論他們本人的道德和能力如何，都能更大地推動歷史進程。當然他們不可能都是成功者，但成功者必定出於他們之中。曹操在赤壁之戰中、苻堅在淝水之戰中未必不能取勝，他們所擁有的優勢未必不如司馬炎伐吳、隋文帝平陳，如果他們勝了，歷史就會重寫，對他們的評價也會截然不同。

當趙匡胤建立宋朝時，同時存在的割據政權還不少，其中有些政權的君主自知不是宋朝的對手，但又幻想通過順從來維持割據，但最後還是逃脫不了覆滅的命運。

南唐後主李煜對宋朝可謂恭順；宋朝要求將其軍人在南唐境內的親屬送去，他照辦了；每次得知宋朝出兵獲勝或有喜慶之事，必定會派特使祝賀，獻上珍寶；見宋朝滅了南漢，又主動請求除去國號，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請下詔書時直呼其名，國內的機構也全部降格。但這一切都不能推動趙匡胤的統一步驟，為了取得出名的藉口，他要求李煜「入朝」，即要他主動交出政權投降。

在宋軍兵臨城下，金陵危在旦夕時，李煜派徐鉉求見趙匡胤，作最後一次請求。徐鉉說：「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趙匡胤的回答直截了當：「你說父子能分為兩家嗎？」（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

一個月後徐鉉再次出使，請求趙匡胤保全南唐，並不斷爭辯。趙匡胤大怒，按著寶劍說：「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

趙匡胤追求統一，自覺理直氣壯，問題根本不在於南唐有沒有罪，而是必須天下一家，既然李煜不肯主動取消南唐政權，就只有出兵消滅。李煜的悲劇就在於不認識統一的大勢，妄想通過恭順和哀求苟延殘喘；明知自己絕無能力，卻要作無謂的抵抗；最後只能帶著如「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哀愁，不明不白地客死異鄉。

還有人作更愚蠢的選擇。在南唐舉國投降時，江州指揮使胡則殺了刺史謝彥實，固守達四個多月，最後城破被殺。胡則的忠誠或許能成為道德的典範，他求仁得仁，可以死而無憾，但滿城百姓卻因此而遭宋兵搶掠後被殺。

吳越國主錢弘俶比李煜更知天命，識時務，趙匡胤一登帝位就派特使致賀，以後每年朝貢。趙匡胤征南唐前，給錢弘俶封了一個『升州東南行營招撫制置使』，要他出兵助戰，並預先派人告訴他不要聽信「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一類話的欺騙。

錢弘俶不顧大臣的勸阻，親自率五萬大軍攻下南唐的江陰、宜興、常州。李煜致書相勸：「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勳，王亦大樑一布衣耳！」錢弘俶非但不予答覆，還將此信上交趙匡胤，以表忠誠。

趙匡胤要這位立了「大功」的「元帥」來開封相見，保證一定讓他及時返回，並表明自己已在上帝前立哲，決不食言。錢弘俶只得帶妻兒入朝，兩個月後固然獲准回國。臨行時趙匡胤賜他一個密封的黃包袱，讓他在路上悄悄打開看，竟都是宋朝群臣要求將他留下而上奏的章疏。

兩年後，錢弘俶又去朝見宋太宗，當時正值原來割據漳、泉二州的陳洪進獻出屬地，他趕快請求撤銷封他的吳越國王、天下兵馬大元帥，將軍隊交給朝廷，容許他回國，遭到拒絕。

錢弘俶認清形勢，上表獻出境內的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錢弘俶和子侄、親屬、下屬都受到破格封賞，但不久，由一千零四十四艘大船組成的船隊將錢氏直系親屬和境內官吏全部送往開封。

十年後，宋太宗親自為錢弘俶的生日舉行宴會，當晚錢弘俶突然死亡。此時離最後一個割據政權被滅已有九年，他這個歸順的典型大概已經沒有繼續存在的意義了。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一次次恢復統一的過程中俯拾皆是，卻從來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和平統一，或者雙方經過談判實現平等的合併。

其實，不僅實現統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就是維持統一，也要有充分的物質條件。一般來說，一個政權要維持對一個地方的統治必須保證兩個基本的條件：保持暢通的交通線，當地能夠供養本地人口和派駐的行政和軍事人員。沒有前一個條件，就無法上通下達，中央政府就不能有效地進行管轄，當地政府也不能得到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必要的資助，統一和歸屬就毫無意義，時間一長必然會導致自治或分治。如果再有外部勢力的影響，就會演變成分裂。後一個條件同樣重要，因為如果一個地方一直要靠外地提供糧食或物資，成為國家的財政包袱，中央政府就會重新考慮將這塊地方納入版圖的必要性。

有時非經濟因素會起主要作用，如對軍事要地、重要交通線、重大紀念地、地緣政治上的敏感地區等，可以不考慮當地的供養能力，甚至不惜一切代價，但這樣的地方是很有限的，並且不能超過這個政權可能徵集到的人力物力。否則，中央政府負擔不了，也必定招致臣民的反對。

今天，有些人會怪我們的祖宗缺乏深謀遠慮，沒有能為後人多開拓一些疆土，或者輕易地放棄了一些地區，更沒有能在海上大規模擴張，要不，今天中國的領土會大得多，中國人擁有的資源也會豐富得多。可是他們卻沒有想過，如果當時的君主要將疆域擴展到人煙稀少的地方或尚未開墾的荒地，且不說這本身要耗費多少人力物力，就是佔領了，又靠誰來守衛和開墾？要維持這樣的疆域又要耗費多少代價？百姓會擁護嗎？朝廷的財力能負擔嗎？說不定開疆拓土成功之日，就是這個王朝走向覆滅之時。

至於在海上的擴張，更離不開當時的生產力和科學技術水準，離不開當時的實際需要。在工業化以前的中國，海洋所能提供的只是「魚鹽之利」，而不是石油或其他海洋產品。當近海所能提供的只是「魚鹽之利」，而不是石油或其他海洋產品。當近海的「魚鹽之利」足以滿足人們的需要時，他們就不會再有向遠海擴展的積極性；當內陸還有土地可以開墾、還能容納移民時，向海島移民就會缺乏動力。

鄭和的船隊七次遠航，遠及西亞、東非，其目的是宣揚國威，而不是尋找海外的財富，更不是為了拓地殖民。但當時的批評者至多只是指責這樣的行動糜費國庫，要求停止，卻從來沒有人建議趁機在海外殖民或擴大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