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為武漢設計了中國最好也最壞的前途
武漢三鎮
事實上,武漢人也確實活得不容易。
武漢的自然環境極其惡劣,武漢的生活條件也相當糟糕。那麼,就不活了麼?當然要活下去!在如此惡劣條件下挺熬過來的武漢人,便有著其他地方人尋常沒有的「大氣」和「勇氣」。你想想,武漢人什麼苦都吃過,什麼罪都受過,什麼洋相都見過(包括在大街上睡覺),差一點就死了,還怕什麼?
淩波門
東湖綠道
武漢長江大橋
武漢長江二橋
鸚鵡洲長江大橋
東湖落雁景區
東湖賽龍舟
鐵門關
古德寺
漢口聖母無原罪堂
東湖櫻園
光谷廣場
武漢光谷步行街
武漢是鎮。
武漢有三鎮,武漢三鎮很難評說。
這當然並非說武漢是一個「最說不清的城市」。沒有什麼城市是「說不清」的,武漢就更是「說得清」,只不過有些「不好說」,有點「小曲好唱口難開」而已。因為武漢這座城市確實有些特別。
現在幾乎可以肯定,當年玄天上帝創造武漢三鎮時,如果不是頭腦發昏,便一定是別有用心。因為他為武漢選擇或者說設計了中國最好同時也是最壞的地形和地理位置。這種「最好同時也最壞」可以概括為這樣幾句話:左右逢源,腹背受敵,亦南亦北,不三不四。
這樣一種「最好同時也最壞」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也就暗示了武漢將會有中國最好但也可能最環的前途。武漢現在便正在這兩種前途之間徘徊,害得研究武漢文化的人左右為難。
的確,無論從哪方面說,武漢都是一個矛盾體。它甚至無法說是「一個」城市或「一座」城市,因為它實際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漢口、漢陽。三城合而為一,這在世界範圍內,恐怕也屬罕見。而特快列車在一市之中要停兩次(直快則停三次),恐怕也只有武漢一例。這曾經是武漢人引以為自豪的一件事(另一件讓武漢人引以為自豪的事則是在武漢架起了長江第一橋),並認為據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闊」。
事實上武漢也是中國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個曾經被冠以「大」字的城市。
「保衛大武漢」,就是抗日時期一個極為響亮的口號。事實上那時如果守住了武漢,戰爭的形勢是會發生一些變化的。不過,當時的國民政府連自己的首都南京都守不住,又哪裡守得住武漢?
但不管怎麼說,武漢的「大」,是毋庸置疑的。它是國內不多的幾個可以和北京、上海較勁比大的城市。可惜,「大武漢」似乎並未幹出很多無愧於這一稱號的「大事業」。它的成就和影響,不要說遠遠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較之那個比它邊遠比它小的廣州,也差得很遠。甚至在省會城市中,也不算十分出色。
在過去某些時期,武漢一直沒有什麼特別「拿得出手」的東西。既沒有領導消費潮流的物質產品,也罕見開拓文化視野的精神產品。除街道髒亂、市民粗俗和服務態度惡劣外,在全國各類「排行榜」上,武漢似乎都難列榜首(不過近幾年來武漢的城市建設和城市管理已大為改觀,尤其市內交通的改善已今非昔比,市民的文明程度也有所提高)。
這就使得武漢在中國城市序列中總是處於一種十分委屈的地位,也使武漢人極為惱火,甚至怨天怨地、罵爹罵娘,把一肚子氣,都出在他們的市長或外地來的顧客頭上。
無疑,武漢不該是這樣。它原本是要成為“首善之區”的。
01差一點成為首都
武漢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
武漢的地理特徵可以概括為這樣幾句話:一線貫通,兩江交匯,三鎮雄峙,四海呼應,五方雜處,六路齊觀,七星高照,八面玲瓏,九省通衢,十指連心。
其中,「一線」即京廣線,「兩江」即長江、漢水,「三鎮」即漢口、漢陽、武昌,「五方雜處」則指『此地從來無土著,九分商賈一分民』(《漢口竹枝詞》)的武漢市民構成。其餘幾句,大體上是說武漢地處國中,交通便捷,人文薈萃,具有文化上的特殊優勢云云。
具有這樣地理文化優勢的城市,原本是該當首都的。
《呂氏春秋》說:『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如果不是用純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觀點來看問題,那麼,這個「天下之中」,就該是武漢(從純地理的角度看則是蘭州,所以也有主張遷都蘭州者),而不是北京。
無論從地理上看,還是從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難說是中國的中心。它偏在所謂「十八行省」的東北一隅,遠離富庶的南方經濟區,對於需要嚴加防守的東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長莫及。
無論從政治(統領控制)、經濟(賦稅貿易)、文化(傳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麼方便。惟一的好處似乎是相對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衛京畿」的天津衛失守,皇上和老佛爺也只好趕忙到西邊去打獵(當時把光緒和慈禧的倉皇出逃稱為『兩宮西狩』)。
看來,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點「欠妥」。然而元主清帝係從關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們民族的發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們的定都北京,可以說是理所當然。何況北京也有北京的優勢。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在這裡可以遙控東北,兼顧大漠,獨開南面,以朝萬國,從某種意義上講,也確實是理想的帝都。
新中國的定都北京當然經過了周密的考慮,而武漢也曾經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選。南京的落選自不難理解,而北京的當選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只有北京才「最像首都」。
定都北京,至少是順應民心的。至於定都北京後的種種不便,則為當時人們始料所不及。現在,這種種不便隨著國家的建設和社會的發展,已越來越明顯。於是,遷都的問題,也就開始不斷地被人提起。
武漢就沒有那麼多麻煩。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漢的條件確實要好得多。最大的優勢,就在於它是真正的「國之中」。中國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圍。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陝西,東有安徽,西有四川,此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貴州甚至甘肅,距離亦都不遠,則「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
從武漢北上京津,南下廣州,西去成都,東至上海,大體上距離相等。到長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鄭州則更近。何況,武漢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
揚子江和京廣線這兩條中國交通的主動脈在這裡交匯,『九省通衢』的武漢占盡了地利。東去江浙,南下廣州,不難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人川滇,亦可躲避國難。正所謂「進可攻,退可守」,無論制內禦外,都長袖善舞,遊刃有餘。
其實,從地理地形上看,武漢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毛澤東這兩句詞,寫盡了大武漢吞吐山河的氣勢。有此氣勢的城市在中國並不太多。
鄭州太開闊,成都太封閉,而杭州又太秀氣。南昌、長沙、合肥也氣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於一隅的貴陽、昆明、蘭州、太原、濟南、福州更難有提綱挈領、睥睨天下的氣勢。
然而武漢卻有。大江東去,兩山雄踞,雖不及北京的山川拱衛,南京的虎踞龍蟠,卻也龜盤蛇息,得「玄武之象」。『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這種雄渾氣象,也天下少有、他處罕見。
總之,由於武漢地處華中,也許無法成為「坐北朝南」的帝都,卻未必不能做新中國的首都。不要說它那九省通礦的交通便利更有利於國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達和調兵遣將),至少也不會像北京那樣發生水資源危機,要興修「引灤入京」的大工程。
所謂武漢「不像首都」,一個重要的原因,大約就是它那三鎮鼎立的格局。
在傳統的觀念看來,首都應該是中心,應該像北京那樣,呈中心向外輻射狀。如果像武漢那樣三鎮鼎立,豈非暗示著「分裂」?此為大不吉利。再說,三鎮一起來當首都,怎麼安排似乎也不好擺平。
其實,按照現代科學的觀點,這種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狀態。綜觀世界各國,首都作為一種特殊的城市,無非兩大類型。
一種是單純型的,即政治中心與經濟、文化中心疏離。首都就是首都,不承擔別的任務,不具備別的功能,如美國首都華盛頓、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澳大利亞首都坎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亞。
另一種則是複合型或綜合型的,即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或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相重疊,或者既是政治中心,同時又是經濟中心和文化中心,如日本首都東京、法國首都巴黎、俄國首都莫斯科、義大利首都羅馬、埃及首都開羅。
如果選擇前一種類型,自不妨另選區位適中、氣候宜人、風景秀麗而又易於重新規劃建設的小城。
如果選擇後一種類型,則武漢實為首選之地。
以武漢為首都,可以將工商業基礎較好的漢口發展為經濟中心,將文教業基礎較好的武昌發展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礎較為薄弱、易於重新規劃的漢陽建設政治中心。三個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鎮,能進能退,可分可合,既可以相互支持、補充,又不會相互干擾、牽制,豈非「多樣統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況武漢還有那麼多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決非那些乾巴巴、光禿禿的工商業城市可比。東湖秀色,珞珈青巒,琴台遺韻,紅樓倩影,既有歷史遺產,又有革命傳統。
登黃鶴樓遠眺,江城景色一覽無遺。晴川閣下,新枝歷歷;鸚鵡洲上,芳草萋萋。一橋飛架南北,三鎮通達東西。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紫氣南來,雲集了四海英雄豪傑。登此樓,觀此景,你會感歎:江流浩蕩,大地蔥寵,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盡在於此矣!這樣地靈人傑的地方,不是正好做首都。
武漢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從歷史和地域兩個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大略可以分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兩大系統。
北方文化又稱中原文化,細說則有齊魯文化、燕趙文化、秦晉文化等。再往遠說,還應該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南方文化則包括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後來發展起來的嶺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閩台文化等。其中,影響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荊楚、吳越、巴蜀。這四大文化,氣質不同,風格各異,精神有別,既對峙衝突,叉滲透交融。
武漢恰恰是東西南北四大文化風雲際會的交鋒點。一方面,它是由長江連接貫通的荊楚、吳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間地段;另一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頭部隊和北方文化「南下」的先開之門。
不難想像,武漢一旦獲得了北京那樣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廣納精英、延攬人才的文化特權,也一定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氣勢恢弘的嶄新文化。
事實上,武漢文化早就不是純粹的荊楚文化。它已經具有某種綜合、融合的性質。有一個笑話也許能說明這一點。
這笑話是武漢人說的。他們說,就像武漢本來要定為首都一樣,武漢話本來也是要定為普通話的。道理也很簡單:中國人是「漢人」。「漢人」不說「漢話」,說什麼?這話的可笑之處,在於把「武漢話」簡化為「漢話」,又把「漢話」等同於「漢語」。
不過武漢人並不把它當笑話講,我們也不把它當笑話聽。因為武漢話確實有點「普通話」的意味。它是北方語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徵,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過渡(漢劇極其接近京劇就是證明)。北方人聽得懂,南方人也聽得懂;北方人容易學,南方人也容易學。除不太好聽外,並無明顯缺陷,定為普通話,也就沒有什麼不妥。
這就是武漢它是「七星高照」的地理中心,九省通礦的交通樞紐,文化上「四海呼應」,軍事上「六路齊觀」,經濟上「八面玲瓏」,和全國各地都「十指連心」。
看來,武漢還真有資格當首都。可惜,歷史好像不太喜歡武漢。
事實上,武漢曾經好幾次差一點就當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時間地當過首都。按照多少可以給武漢人一點面子的說法,第一次大概是三國時期。
當時東吳的孫權打算遷都武昌,卻遭到臣民們的反對,道是『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結果,弄得武漢在人們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樣「武昌魚」可以稱道,而且還不如人家的「建業水」。更何況,那「武昌」還不是這「武昌」,——孫權擬遷都者,其實是湖北鄂城,而不是現在武漢三鎮中的那個武昌。
1926年,北伐軍攻克江夏,改江夏縣為漢口市,隨後中央政府即由廣州遷都武漢,武漢成為首善之區。1927年,寧漢分裂,汪精衛在武漢和蔣介石唱對台戲,可惜並未弄成氣候,南京獨佔鰲頭,而武漢僅僅只弄到了一個「特別市」的頭銜。
抗戰期間,武漢又曾當了幾天戰時首都。然而武漢很快就失守,重慶成了陪都。南京、重慶和武漢同飲一江水,結果人家一個當了首都,一個當了陪都,只有武漢夾在當中,兩頭不沾邊,實在夠窩囊的。
武漢,可以說是「得天獨厚,運氣不佳」。
甚至直到現在,武漢的「運氣」仍不能說是很好。歷史沒有給它很好的機遇,它自己似乎也沒有很好的作為。據方方(作家,中國當代作家,湖北省作家協會主席)說,曾經一度有人將武漢(主要指漢口)稱作「東方芝加哥」,謂其繁華其現代和美國那「哥們」差不多。可惜「叫了幾次沒什麼人反應,也就沒有叫開來」(《武漢這個地方》)。
方方熱愛武漢,很想為武漢人爭面子,就說沒叫成也不壞,因為叫成了也只是個「二哥」。但她仍堅持說武漢的知名度「恐怕僅次於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天津、廣州六城」,而且還很為武漢排在第七不平。
然而在我看來,只怕連「老七」的排名似乎都樂觀了一點。
武漢的知名度確實曾經是很高的。只不過那多半是老皇曆。比如湖南搞農民運動時,便有地主逃難「一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漢口,三等的跑長沙」之說。可惜現如今「人心不古」,人們提起武漢,已不再肅然起敬,不怎麼把它當了不起的大城市看。
當然,知道武漢的人還是很多。但他們的「有關知識」卻少得可憐:一是武漢熱,是『三大火爐』之一;二是武漢人惹不起,是『九頭鳥』——都不是什麼好詞兒。
說起來,武漢是有點委屈、有點窩囊。它在中國歷史上可是作過大貢獻、有過大功勞的。可現在它似乎不那麼風光。
當廣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經濟實力進行「文化北伐」時,它瞻前顧後(看北京,看廣州);當上海以浦東開發為契機,成為長江流域經濟建設的「龍頭老大」,而重慶也在一夜之間成為中國第四個直轄市時,它東張西望(看上海,看重慶)。它看到了什麼,它看到東(上海)南(廣州)西(重慶)北(北京)都在發展,而自己夾在當中,卻大大落伍。
有著辛亥首義之功的武漢,有著能當首都條件的大武漢,現在卻只有一個「大而無當」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來,又小不下去。
也許,事情到了這個份上,武漢人就不該抱怨運氣,埋怨別人,而該好好想想自己。長年在外工作、對各大城市市民習氣領受頗多的武漢市人大代表王新國就曾很有感慨地說:
「武漢人愛到處晃,幹事也晃晃,『荷花』晃掉,『鶯歌』晃啞。我幾次看到在街頭喝汽水的小青年,喝完了把瓶子砸在馬路上。這連小市民都算不上。至於過完早亂扔碗,隨便過馬路、吵架、抖狠,都不是現代化大都市應有的現象。」(1999年2月2日《新聞資訊報》)
無疑,武漢沒當上首都也好,不那麼風光景氣也好,都不該由武漢市民來負責。——這裡面有極其複雜的多種原因,不是哪個人負得了責的。但武漢人的性格沒幫上什麼忙,甚至幫了倒忙,卻也是事實。
比如,在武漢生活,隨時都要準備吵架;而在武漢的國營大商場購物,也很少有心情愉快的時候。
「售貨員們永遠惡劣的態度和永遠懶散的作風,使你覺得他們站在那些櫃檯裡,所要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讓你滿心不快地走出他們的店門。」(方方《在武漢購物》)。
久而久之,人們就習慣了這種惡劣,對那些態度好得出奇的商店反倒起疑,懷疑他們要推銷假冒偽劣的產品。
很多人都說,武漢人的性格就是這樣的,其實他們人很好。我也認為武漢人很好,甚至很可愛,然而卻讓外地人受不了。於是,我們就想問一句:武漢人的性格究竟是怎麼搞的?
02武漢人的性格
『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武漢人的名聲似乎不好。
這有點像上海人。不過,上海人名聲不好,是因為他們自視太高,看不起人;武漢人名聲不好,則是因為他們火氣太大,喜歡罵人。
說起來,武漢人罵人的「水準」,大概算得上全國第一。
本書前面引用過的民謠裡,就有「武漢人什麼娘都敢罵」這一句。武漢市的「市罵」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養的」(次為「個板馬」),使用頻率比咱們的「國罵」(他媽的)還高。
武漢並非中國妓女集中的地方,不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婊子養的」?真是怪事!
其實,這句話,有時也不一定是、甚至多半不是罵人,只不過表示一種語氣,甚或只是一種習慣用語,什麼意思也沒有。
比方說,武漢人稱讚一本書或一場球賽好看、一場遊戲或一件事情好玩,就會興高采烈地說:「個婊子養的,好過癮呀!」誇獎別人長得漂亮或事情做得漂亮,也會說:「個婊子養的,好清爽呀!」甚至當媽媽的有時也會對子女說:「你個婊子養的」;或者說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也會說「他個婊子養的」。
不過武漢人既然「什麼娘都敢罵」,當然也就敢罵自己的娘。一個連自己的娘都敢罵的人,當然也就所向無敵,沒人敢惹。
這就和上海人很有些不一樣。上海人是「派頭大,膽子小」。平常沒事的時候,一副「高等華人」的派頭,不把外地人放在眼裡,一旦外地人凶起來,「乖乖隆地洞」,立刻就「退兵三舍」,聲明「君子動口,不好動手的喏」。
武漢人可沒有這麼「溫良恭儉讓」。他們不但敢動口,而且也敢動手。武漢人到上海,看上海人吵架,常常會不耐煩:「個婊子養的,吵半天了,還不動手」!他們覺得很不過癮。
的確,武漢人的敢動手,也是全國有名(但仍遜于遼寧人)。「文革」中,他們可是連江青的特使都打,因此,正如全國都有點討厭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國也都有點害怕武漢人(但不討厭)。討厭而不害怕,所以諷刺上海人的笑話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討厭,所以諷刺武漢人的笑話小品不多,儘管背地裡也不少嘀咕......
武漢人雖然也會「損人」(準確地說是「挖苦」),卻更喜歡痛痛快快地罵人。罵人多過癮呀!不用「您家」長「您家」短的,一句「婊子養的」,就什麼意思都清楚......
武漢還有一句罵人的話,叫「差火」。所謂「差火」,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話、不夠意思、不懂規矩、不好說話、愛挑毛病、做事不到位等意思的一種總體表示。因為做飯如果差一把火,就會煮成夾生飯,所以差火又叫夾生一,也叫「半調子」。
在武漢話裡,「他個『板馬』蠻夾生」、「他個『板馬』蠻差火」,或「莫差火」、「你個婊子養的夾生麼事」等等,意思都差不多。夾生飯不能吃,半調子不好聽。一個人,如果不好說話,不好相處,不夠意思,就會被認為是差火、夾生,他在武漢人中間也就很難做人。
那麼,什麼人,或者說要怎樣做才不「夾生」或不「差火」?
第一要「仗義」,第二要「大方」,第三要「到位」。武漢人很看重朋友之間的友誼,真能為朋友兩肋插刀。一個人,一旦有難,找武漢的朋友幫忙,多半能夠得到有力的幫助。如果你是他們的「梗朋友」,則能得到他們的拼死相助。武漢人所謂「梗朋友」,相當於北京人「鐵哥們」.....『鐵哥們』當然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朋友,也是沒有半點含糊、一點也不夾生的朋友,同時還是可以把自己完整地、全身心地交付出去的朋友,因此是「梗朋友」。
和武漢人交「梗朋友」,說易不易,說難不難。說不難,是因為武漢人對朋友的要求並不高。他們一不圖名,二不圖利,只圖對脾氣、夠意思。說不易,則因為人家是「梗的」,你也得是「梗的」。在武漢人看來,交朋友就得「一根燈草點燈——沒(音讀:『冒』)得二心」,不能「碼倒搞」(做假)、「詐倒裹」(吹牛),更不能「抽跳板」。
「抽跳板」也叫「抽跳」。它有「過河拆橋」的意思,但比「過河拆橋」內容更豐富。「抽跳」一般有兩種情況。一是朋友搭好了跳板,因為講義氣,讓你先上,然而你上去後卻把跳板抽走了,害得朋友上不來;二是你答應給朋友搭跳板,甚至已經搭了,但臨到朋友準備上時,你卻把跳板抽走,害得朋友希望落空,而且想補救也來不及。
顯然,無論哪一種,都是差火、夾生、半調子,簡直不是東西。嚴格說來,巴「抽跳」已是背叛。如果竟然出賣朋友,則叫「反水」,那就會成為一切朋友的公敵,最為武漢人所不恥,連「婊子養的」都不如。
照理說,武漢人這個要求並不高。
總之,武漢人的性格中有韌性、有蠻勁,也有一種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的精神。這種精神和爽朗相結合,就形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
武漢人的這種性格甚至表現於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熱的夏天,武漢人依然排隊去買油餅油條。廚師們汗流浹背地站在油鍋前炸,食客們則汗流俠背地站在油鍋前等,大家都不在乎。
有個笑話說,一個人下了地獄,閻王把他扔進油鍋裡炸,誰知他卻泰然自若。閻王問其所以,則答曰「我是武漢人」。武漢人連下油鍋都不怕,還怕什麼?
他們當然「什麼娘都敢罵」。
03生命的勁歌
武漢人敢罵,也敢哭。
我常常懷疑,武漢人的心理深層,是不是有一種「悲劇情結」。因為他們特別喜歡看悲劇。
楚劇《哭祖廟》是他們鍾愛的劇碼,而他們喜歡聽的湖北大鼓,我怎麼聽怎麼像哭腔。認真說來,楚劇不是武漢的「市劇」,武漢的「市劇」應該是漢劇。然而武漢人似乎更愛聽楚劇。除嫌漢劇有點正兒八經(漢劇近於京劇)外,大約就是楚劇哭腔較多之故——
武漢人的這種「悲劇情結」是從哪裡來的?也許是直接繼承了屈騷『長太息以掩涕兮』的傳統吧!
然而同為楚人的湖南人,卻不好哭。有一次,我們為一位朋友送行,幾個武漢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後抱頭痛哭,而幾個湖南人卻很安靜和坦然。
湖南人同樣極重友情,卻不大形於顏色。他們似乎更多地是繼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傳統、達觀態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際遇、悲歡離合都看得很「開」。
要之,湖南人(以長沙人為代表)更達觀也更務實,湖北人(以武漢人為代表)則更重情也更爽朗。所以,武漢人辦喪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長沙人卻會請了管弦樂隊來奏輕音樂,好像開「舞會」。「舞會」開完,回家去,該幹什麼,還幹什麼。
因此,務實的長沙人不像武漢人那樣講究「玩味兒」。「玩味兒」是個說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擺譜、露臉、愛面子、講排場等內容在內。
說到底,這也是中國人的「國癖」。但凡中國人,都多多少少有些愛面子、講排場的。但似乎只有武漢人,才把它們稱之曰「味」而視之為「玩」。
武漢人喜歡說「玩」這個字。比如談戀愛,北方人「搞對象」,武漢人則叫「玩朋友」。這話叫外地人聽了肯定不自在,武漢人卻很坦然,誰也不會認為是「玩弄異性」。
這就多少有些「藝術性」。
實際上,武漢人的「玩味兒」是很講究可觀賞性的。比方說,大操大辦婚禮就是。婚禮的大操大辦,同樣也是咱們的「國癖」,不過武漢人卻別出心裁。
他們的辦法,是雇請「麻木的士」遊街。所謂「麻木的士」,其實也就是三輪車。因為駕車者多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舉行婚禮時,就由這些「麻木的士」滿載從冰箱彩電到澡盆馬桶之類的嫁妝,跨長江,過漢水,浩浩蕩蕩遊遍武漢三鎮,成為武漢市一大「民俗景觀」。
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車,是因為「麻木的士」有三大優點:第一,載物較少,用車較多,可以顯得浩浩蕩蕩;第二,車身較低,便於觀看,可以盡情擺闊;第三,車速較慢,便於遊覽,既可延長遊街時間,又便於路上閒人一飽眼福。總之是極盡表演之能事。在武漢人看來,只有這樣,「味兒」才玩得過癮,玩得足。
不過,雖然是「玩」,武漢人卻玩得認真。因為誰也不會覺得那「味兒」是可要可不要的東西。所以,當一個武漢人在「玩味兒」的時候,你最好去捧場。即便不能捧場,至少也不要拆臺。否則,武漢人就會祝你為「不懂味」。而一個「不懂味」的人,在武漢人眼裡,就是「夾生半調子」,甚至「差火」到極點,不和你翻臉,就算對得起你。
武漢人的「玩味兒」,還有許多難以盡說的內容。甚至他們的罵人,沒准也是「玩味兒」或「要味兒」,正如舊北京天橋『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黃」,坐在酒缸沿上「開罵」和「聽罵」也是「一樂子」一樣。
事實上,罵人也不易。一要敢罵,二要會罵。如果有本事罵得淋漓盡致,聲情並茂,誰說不是「味兒」,不是「派兒」?
武漢人這種文化性格的形成,有著歷史、地理、文化甚至氣候諸方面的原因。
武漢的氣候條件極差。上天給了它最壞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風吹不進來,冬天北風卻順著漢水往裡灌。結果夏天往往持續高溫,冬天卻又冷到零下。
武漢人就在這大冷大熱、奇冷奇熱、忽冷忽熱中過日子,其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惡劣可想而知,其脾氣之壞當然也可想而知。
所以,武漢人有句口頭禪,叫「煩死人了」。當一個武漢人要訴說一件不太開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滿時,往往會用這句口頭禪來開頭。比如等人等不來,就會說:「煩死人了的,等半天了,這個鬼人還不來」!要表示討厭某人,也會說:「這個人蠻煩人」。
不過這些話也可以反用。比如一個妻子也可以這樣誇獎她的丈夫:「他這個鬼人,曉得有幾(多麼)煩人」或:「你說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買回來穿,煩死人了」!這裡說的「煩」,其實就是樂嘴巴上說「煩死人了」,只怕心裡倒是「不厭其煩」呢!
看來,武漢人是和煩惱結下不解之緣了:好也煩,環也煩,樂也煩,煩也煩,反正是煩。說起來也是不能不煩。
事實上武漢人也確實活得不容易。武漢的自然環境極其惡劣,武漢的生活條件也相當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氣,南方有豔陽;夏天,北方有涼風,南方有海風。武漢夾在中間,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麼好處都沒有。
別的地方,再冷再熱,好歹還有個躲處。武漢倒好:夏天屋裡比外面還熱,冬天屋裡比外面還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傢俱都發燙,三台電風扇對著吹,吹出來的風都是熱的。
那麼,就不活了麼?當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窩裡放個熱水袋,夏天搬張竹床到街上睡。於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漢的街頭巷尾,便擺滿了竹床,男赤膊女短褲,睡滿一街,成為武漢一大景觀。
在如此惡劣條件下挺熬過來的武漢人,便有著其他地方人尋常沒有的「大氣」和「勇氣」。你想想,武漢人什麼苦都吃過,什麼罪都受過,什麼洋相都見過(包括在大街上睡覺),差一點就死了,還怕什麼?當然連「醜」也不怕。因為他們赤膊短褲地睡在街上時,實在是只剩下最後一塊遮羞布了,那麼,又還有什麼好遮掩的。
所以,武漢人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最討厭「鬼做」。
「鬼做」這個詞是十分有趣的。它表達的似乎是這樣一種人生觀: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麼說什麼,想什麼幹什麼,而不必顧忌別人怎麼想、怎麼看。即便有人不以為然,他們也不會在乎,而只會大罵一句:「闖(撞)到鬼了」!
同樣,最坦誠、最直爽、最不矯情、最討厭「鬼做」的武漢人,也有著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氣」。如果說北京人的「大氣」主要表現為霸氣與和氣,那麼,武漢人的「大氣」便主要表現為勇氣與火氣。
北京人的「大氣」中更多理性內容,武漢人的「大氣」則更多情感色彩。他們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愛,也敢憎敢愛。他們的情感世界是風雲變幻大氣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漢人稱之為「(口昂)」)。
而且,愛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來卯起哭,笑起卯起笑,吵起來卯起吵,罵起來卯起罵,真能「愛你愛到骨頭裡」,恨你也「恨到骨頭裡」,一點也不「差火」。這實在因于他們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漢人生命中「墊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難行的路」也太多,他們還有什麼樣的酒不能對付,還有什麼樣的溝溝坎坎過不去。
武漢人確實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為武漢是「鎮」。
鎮,重兵駐守且兵家必爭之天險也。武漢之所以叫「鎮」,就因為它地處北上南下、西進東征的咽喉要道。由於這個原因,武漢歷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戰爭的陰雲總是籠罩在武漢人的頭頂上。
所以武漢人「戰備意識」特別強。他們好像總有一種好戰心理,又同時有一種戒備心理。在與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交往時,總是擔心對方占了上風而自己吃了虧。公共汽車上磕磕絆絆,買東西出了點小問題,雙方往往都立即會拉開架式,準備吵架,而且往往是理虧的一方以攻為守先發制人,擺出一副好鬥姿勢。結果往往還是自己吃虧,或兩敗俱傷。
不信你到公共汽車上去看,擠撞了別人或踩了別人的腳,武漢人很少有主動道歉的。不但不道歉,還要反過來攻擊別人:你「麼樣不站好!」或:「怕擠就莫來搭公共汽車!」
這種蠻不講理的態度當然很難為對方所接受,而對方如果也是「九頭鳥」,則一場好戲當然也就開鑼。
武漢街頭上吵架的事特別多,商店裡服務態度特別壞,原因大約就在這裡。外地人視武漢人為「九頭鳥」,認為他們「厲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這裡。
上海人就不會這樣。上海的公共汽車也擠。但上海人擠車靠「智」,佔據有利地形,保持良好體勢,則擁擠之中亦可得一方樂土,也不會發生「兩伊戰爭」(蓋「伊拉」與「伊拉」都能好自為之也)。
武漢人擠車則靠「勇」,有力便是草頭王,老人、婦女和兒童的權益往往難以得到保障,而雙邊磨擦也就時有發生(這種現象因近年來武漢大力發展公交事業而已逐漸成為歷史)。
細想起來,大概就因為上海主要是「市場」,而武漢長期是「戰場」。
吃軟不吃硬,寧死不服周,這大概就是「九頭鳥性格」這種性格的內核,與其說是「匹夫之勇」,毋寧說是「生命的頑強」。因為所謂「九頭鳥」,也就是生命力特別頑強的意思。
你想,一鳥而九頭,砍掉八個,也還死不了,等你砍第九個時,沒准那八個又活了過來。的確,「不冷不熱,五穀不結」。過分的舒適溫馨可能使人脆弱綿軟,惡劣的生存條件也許反倒能生成頑強的生命力。
生活在惡劣環境中的武漢人不但有頑強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獨特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用武漢作家池莉的話說,就是:「熱也好,冷也好,活著就好」(這是池莉一篇小說的標題)。
這無妨說也是一種達觀,但這種達觀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達觀主要來自社會歷史,武漢人的達觀則主要來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慣了王朝更迭、官宦升遷、幫派起落,從而把功名富貴看得淡了;武漢人則是受夠了大災人禍、嚴寒酷暑、戰亂兵燹,從而把生存活法看得開。
所以北京人的達觀有一種儒雅恬淡的風度,而武漢人的達觀卻往往表現為一種略帶野性的生命活力。武漢的小夥子不像北方漢子那樣人高馬大、魁偉粗壯,卻也相當地「野」:敢打架,敢罵娘,各種衝動都很強烈。
事實上,武漢人不達觀也不行。從某種意義上講,惡劣的生存環境和生存條件已經把武漢人逼到牆角了:躲沒處躲,藏沒處藏,就是想裝孫子也裝不了,再不達觀一點,怎麼活?
武漢人是很能把沒意思的事變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漢的夏夜是很難熬的,因為一到下午六點,老天爺就會準時停風。曝曬了一天的街道餘熱經久不散,沒有一絲穿堂風的室內更是酷熱難當。
要熬過這樣一個長夜,是一件很沒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漢人卻能把它變得有意思。太陽一下山,他們就開始往地上潑水,然後搬出自家的竹床,擺出清爽的小菜和綠豆稀飯,一家人吃得「歡喜流了的」。
吃完飯,收拾了碗筷,洗個澡,街坊鄰居都到露天地裡來乘涼。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電視的看電視,更多的人則是(「口誇)天」。(口誇),音kua,讀平聲,是個象聲字,即「幾裡呱拉」的意思。武漢人說話節奏快,頻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口誇)天」。武漢人(口誇)呀(口誇)呀,(口誇)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個難熬的長夜也就意趣盎然。
武漢人確實很愛說話,也很會說話。一件稀鬆平常的事,到了武漢人嘴裡,往往就會變得有聲有色。比如一件東西或一個地方被弄髒了,武漢人不說太髒,也不說髒死了,而說:「喲,麼樣搞的,搞得灰流了」!灰而至於「流」,可見有多髒。
誇獎一個人漂亮,也可以這樣說:「喲,好清爽呀,清爽流了!」清爽,也就是漂亮、派頭、美。一個人的漂亮都「流溢」出來了,可見漂亮之至。
的確,武漢話和北京話一樣,都具有藝術性和戲劇性。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聽北京話像聽相聲,怎麼聽怎麼可樂;聽武漢話則像聽戲,有板有眼,鏗鏘有力。
於是,武漢人便把生活變成了藝術。或者說,把他們九死一生的艱難人生和不太順心的煩惱人生,變成了有板有眼、有腔有調、值得「卯起唱」的生命勁歌。
◎文: 易中天
2005~2008年,易中天與央視《百家講壇》欄目合作推出歷史人物系列講座,講座的特點是將歷史以平民的視角展現給廣大民眾,自此紅遍文學界,更受到眾多普通民眾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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