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羅居

         我的人生觀

文/贾平凹

我的人生觀並不認為人到世上是來受苦的。如果是來受苦的，為什麼世上的人口那麼多，每一個人活著又不願死去？

人的一生是愛的圓滿，起源於父母的愛，然後在世上受到太陽的光照，水的滋潤，食物的供養，而同時傳播和轉化。

這也就是之所以每個人的天性裡都有音樂、繪畫、文學的才情的原因。

哲人說過，當你採到一朵花而喜愛的時候，其實這朵花更喜歡你。

人世上為什麼有鬥爭、傷害、嫉恨、恐懼，是人來得太多、空間太少而產生的貪婪。基於此，我們常說死亡是死者帶走了一份病毒和疼痛，活著的人應該感激他。

前幾年我回了一趟故鄉，到祖墳上點燈火，這是故鄉重要的風俗，如果誰家的祖墳上沒有點燈，那就是這家絕戶了。

我跪在墳頭，四周都是黑暗，點上了蠟燭，黑暗更濃，整個世界彷彿只是那一粒燭焰，但爺爺奶奶的容貌，父親和母親的形象是那樣的清晰！

我們一直在詛咒著黑夜，以為它什麼都看不見，原來昔人往事全完整無缺地在那裡。

也就在那時，我突然有了一個覺悟：常言生有時，死有地，其實生死是一個地方。

人應該是從地裡冒出來的一股氣，從什麼地方冒出來活人，死後再從什麼地方遁去而成墳。

我家的祖墳在離棣花村不遠的牛頭坡上，牛頭坡上到處都是墳，村子家家祖墳都在那裡，這就是說，我的祖輩，我的故鄉人，全是從牛頭坡上不斷冒出的氣又不斷地被吸收進去。

牛頭坡是一個什麼樣的穴位呀，冒出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氣，清的，濁的，祥瑞的，惡煞的，竟一茬一茬的活人鬧出了那麼多聲響和色彩的世事！

回了故鄉，我很長時間裡沉默寡言，常常把自己關在書房裡，有時什麼都不做，只是吃煙。

在灰騰騰的煙霧裡，記憶我所知道的時代風雲激蕩，社會幾經轉型，戰爭，動亂，災荒，革命，運動，改革，為了活得溫飽，活得安生，活出人樣。

我的爺爺做了什麼，我的父親做了什麼，故鄉人都做了什麼，我和我的兒孫又做了什麼，哪些是榮光體面，哪些是齷齪罪過？

太多的變數呵，滄海桑田，沉浮無定，有許許多多的事一閉眼就想起，有許許多多的事總不願去想，有許許多多的事常在講，有許許多多的事總不願去講。

能想的能講的已差不多都寫在了我以往的書裡，而不願想不願講的，到我年齡花甲了，卻怎能不想不講啊？

人的一生實在太短，幹不了幾件事。

當我選擇了寫作，就退化了別的生存功能，雖不敢懈怠，但自知器格簡陋，才質單薄，無法達到我嚮往的境界，無法完成我追求的作品。

別人或許是建造故宮，我只是經營農家四合院。

我在書房懸掛了一塊匾：待星可披。意思是什麼時候星光才能照著我啊。而我能做到的就是在屋裡安了一尊佛像和一尊土地神。

佛法無邊，可以惠澤眾生，土地神則護守住我那房子和我的靈魂。

作者:賈平凹（1952年2月21日－），原名賈平娃，後改稱「平凹」（取「窪」解，是指「坦途」之意），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現為西安建築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2016年12月當選第九屆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莫言：   我眼里的贾平凹

我跟平凹先生年齡差不多，出身也很相似，都是從小生活在農村，經歷了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70年代以及以後的改革開放的全過程。

我們也看到了很多社會的動亂，人和人之間的互相猜忌、鬥爭，以及在社會變革這種大浪潮當中，各種道德、價值觀的碰撞、混亂、發展、進步、沉渣泛起以及光彩照人等各個方面。所以，我想我們這一批人的作品，實際上是跟我們的時代密切相關的，也可以說，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時代，也就沒有我們這樣一批作家，當然也就沒有我們寫出來的這樣的作品了。

儘管我們有很多的共同點，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各自的特點。比如平凹先生的故鄉在南北會合地，這種南方的靈秀、北方的粗獷，對一個作家的創作心理的影響，以及西北地方的文化跟中原、南方的文化之間非常微妙的一種結合，我覺得這形成了賈平凹先生的很多深層創作心得。這跟我們老家山東高密這個地方不太一樣，他是聽著秦腔、喝著秦嶺的水長大的，我是聽著貓腔——流傳在高密一帶的地方戲長大的；他吃著稻米或者吃著小麥長大，我吃著紅薯或者玉米長大，所以研究這些很具體很物質化的東西，也許是可以展開創作秘密的一把很有效的鑰匙。

平凹先生上世紀80年代在全國已經很有名氣了，改革開放後他是最早冒出來的一批作家，但是，我們現在想一下，跟賈平凹先生同時出道的很多作家已經不寫作了，很少看到他們的新作，即便偶爾有新作也很難有新的氣象，而能夠一直堅持不懈地寫下來的作家屈指可數，平凹兄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顆明星。而平凹先生的這種低調、謙和、厚道，我也是很有發言權的。

幾年前，我曾經在日本讀過一篇給日本人做教材的散文，就是賈平凹先生寫的，他寫的是關於名字的問題。1986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一個叫莫言的人從新疆拍來的電報，讓去迎接他。當時我跟他素不相識，沒有任何交往，但是，我們被困在蘭州，要在西安落一下，找不到一個熟人。後來我說試一下，給賈平凹拍封電報，寫陝西省作家協會賈平凹收。

火車晚點四個多小時，到廣場一看已經沒有人了，我們幾個同學在廣場上轉了一圈，喊賈平凹的名字也喊不到人，後來他們說你別在那兒自作多情了，你也不認識人家、也沒有任何交往，人家憑什麼接了莫名其妙的電報就跑這麼遠來接你呢？後來我覺得大家說得對。

但是過了許多年之後，我看了這篇文章才知道，平凹真去接我了，他騎自行車去接我，舉了一個皮包，皮包上寫了兩個字——「莫言」，到處問，卻沒人回答他。這真是一段佳話。

我知道後也在想，換到我身上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幹嗎要接他？而且在廣場轉了很長時間。所以，我覺得欠了平凹一頓飯。

平凹先生在陝西作家、甚至在中國作家裡，在他這個級別的、這個年齡段的作家裡，是出國最少的一個，他出了寥寥無幾的幾次國，而我們前幾年經常一年出去五六次，最多的時候一年出去八九次。

平凹兄在陝西作家裡面是出省最少的，他來北京的大學都是屈指可數。而我們這幾年，可能全國起碼1/3的大學都到過了。平凹先生出國少、出省少、應酬少，但是一直在悶頭寫作，所以，他的作品最多，作品的品質一直保持著很高的水準，而且在不斷地否定自己。

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現在近40年的時間裡，他對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散文，在各個方面、各種文體都有創造性的貢獻。要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如果把賈平凹漏掉，那是不可想像的。

實際上，作為他的朋友兼他的讀者，我出道要比他晚好幾年，當年讀他的《滿月兒》《商州》那些大散文就感到受益匪淺。我的名字叫莫言，但實際上講話很多，廢話更多;平凹先生不叫莫言，他的講話真少，但是名言很多。我記住他兩段名言，一段是關於男人的裝飾問題，他說男人不要穿新衣服，男人關鍵在兩個地方，一個是腳、一個是頭，把皮鞋擦亮、把頭髮梳光就可以出門了，這讓我們當年這些買不起衣服的人很受益，先買雙新皮鞋，然後買一盒髮蠟，出門把頭髮抹光、把皮鞋擦亮，就感覺到上下光彩照人了。

另外，平凹也講過關於他的普通話的問題，平凹先生曾說，普通人才講普通話。毛澤東講普通話嗎？周恩來講普通話嗎？他們都不講普通話。

所以，從這一點上說，我們也可以證明賈平凹先生是偉大的作家，因為他也不講普通話。他的方言跟他的創作實際上也是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