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羅居

借陆游三个字：错，错，错

~~~第54天封城日記

◎方方

天又阴了。但开花的春天，多彩多姿。色彩把阴郁切割成碎块，于是，你便不觉得那么压抑。远在江夏的邻居唐小禾老师发来我家门口的照片。迎春花开了，黄得很灿烂，而海棠盛开之后，开始零落。花瓣落了一地，与迎春花下垂的绿叶搭配一起，很有意境。唐老师家的红玉兰年年都开得特别好，茂密而热烈，路过时，那一树的红花，再颓唐的日子，也能叫它点染出喜庆。

今天的疫情与前几天没有太大差别。颇有一点在低位运行上胶着的感觉。新增确诊人数依然只剩几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重症病人，还有三千出头。方舱已全部休舱。只是今天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些议论，说方舱休舱是为“政治休舱”，病人并没有好。

但我印象中，前几天就说过，医院床位已有多的，没有好的病人全部转入医院，痊愈的病人则转入酒店隔离十四天。不知道这是否空穴来风，对此，我特意去询问医生朋友：你怎么看？

医生朋友回答得很干脆：“肯定是谣言！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现在的政治是彻底控制疫情传播，彻底清零，积极救治住院患者。政治不会要求提前关舱。传染病是隐瞒不了的！这一重大是非问题必须相信政府！再大的胆也包不了天呀！急性烈性传染病不彻底控制必然蔓延，谁都隐瞒不了的！”

惊叹号都是医生朋友打的，我相信这番话。病毒早已掀翻政治至上的桌子，及至现在，谁还敢再隐瞒？没有人愿意再现武汉一个多月前的恐怖场景。

很多人在微信群里转发严歌苓的文章，也有朋友转给了我。文章标题是《借唐婉三字，瞒，瞒，瞒》。

远在柏林的严歌苓同样关注并寄挂着武汉。好几年前，省作协主办过一次世界华人女作家会议，那年严歌苓也来了武汉，我们还请她去武汉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那天我没去，听说会场爆满。

严歌苓直觉好极，她抓准了这次疫情从初始而演变为灾难过程中最重要一个字：瞒。

尽管后期控制得力，但拆解开整个疫情发展的关键点，你会看到“瞒”字无处不在。可是为什么要瞒呢？是人为故意，还是疏忽了？又或有其他原因？这个话题，先置后吧。可是，亲爱的歌苓，你的文章我看完了，很感动也很感慨。但我还没来得及转发朋友圈，它便被删除了。

你大概也知道，在这里，瞒的兄弟是删。我们已被这个叫『删』的老兄折腾得痴呆麻木。真的不知自己在网上什么时候、因何原因违规违法，这件事从来都没人告诉过你。你除了接受，也只能接受。

今天让文坛惊愕的消息是：Llosa的书全部下架。真有此事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读Llosa还是青年时代的事。那时的作家好像都读他。很多人都喜欢他那种行文的调子以及不拘一格的结构。但实际上他的书我读过的不会超三本，也就是最流行的那些。

听到这消息，和很多作家一样，先是震惊，尔后愤怒，最终只有郁闷，不知该说什么才是，其实除了嘀咕几句，也没有可以说的地方。无论Llosa说了什么，他不是政客，他还是个作家。记得前几天看一篇文章，文中有这样一句形容作家的话：

『写作的最基本、也是最高的使命就是为了战胜谎言，见证真正的历史，恢复人类的尊严。』

我甚至不知道这话是谁写的。Llosa已经八十多岁了吧？我们又是何必。

『瞒，瞒，瞒』三字来自唐婉和陆游的爱情故事，很多中国人都知道。这里就借陆游诗中的三个字吧，错，错，错。

今天得悉，前来援助湖北的医务人员，已经开始分批离开。但是，开城的信息，几乎没有。

各种耸人听闻的东西，在网上乱传。谣言也相当多。无论这病毒有多么生猛，但比病毒更厉害的东西，已经冲到了它的前面，那就是：很多人活不下去了。

今天，北京一位记者发给我一份湖北人的呼吁文字。它让我想起前几天听过的一个电话录音。重新看这份文字，我觉得其实它很客观，也很通情达理。其中提到的，是政府不能不考虑的问题。我将它主要部分，录入在此：

这一声长叹，满让人心酸。老百姓已经够配合够好说话的了，只是他们的生存问题，也实实在在摆在面前。现在靠政府下大决心，使疫情得到有力控制。

印象中，湖北好多地方都早已归零，但依然没有解封。以前上大学，老师讲现代派，讲到一部剧叫《等待戈多》，两个人等戈多，死活都等不到。现在等待开封，突然间有了等待戈多的感觉。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想，民生问题，可即刻摆上桌面了。很多事，其实可以同步进行，大可不必一个一个地排队去做。

今天是封城的第54天，一副扑克都打完了。

◎來源:網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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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唐婉三字：瞞，瞞，瞞

◎嚴歌苓

遙望武漢，春風又綠漢江岸。而這是個多少人沒有等來的春天。這是個多少逝者無法被吻別的春天。這是個被一千三百萬武漢人錯過的春天。

我在柏林，遙遠地陪伴武漢人，自我囚禁在院子的鐵柵欄內，也是一天天錯過了早春。院裡院外，野花都開了，最近開放的是勿忘我。花朵雖小，但一藍一片，藍得靜謐而傷感：勿忘我，勿忘我，似乎是明白人間終究薄情而善忘，誰又堪勿忘？假如我們民族都長了一副好記性，記住一次次災難，我們的記憶存儲盤早就爆了。

這已經是我們家自我囚禁的第三周。權當作陪伴苦難的武漢人，湖北人，以及我散落各地的自我囚禁的朋友、同胞，也陪伴方方(作家)。

上週六，離我們家半里地的奧林匹克體育場吼喊震天，足球賽照常舉行。這樣的萬人群嗨，最逼我自我囚禁於鐵柵欄之內。站在鐵柵欄裡，遙看那些身著球迷裝的柏林人嗨過我家柵欄牆，一路扔下他們的啤酒瓶、薯片袋。對於球迷們的短暫公德、教養休假，各國人都一笑而諒。何況這是春季到夏季他們最後一次群嗨，從此柏林將取消所有大型群聚活動。我簡直為他們痛楚。日爾曼族的內斂，緘默，攢出的呐喊都只能到那樣的場合釋放。

去年十二月底，國內的一個朋友向我發來最初的病毒資訊，是一個醫生告誡“護士妹妹們”的截屏，我就向我在柏林的武漢女友告警。她的母親和兄妹都住在武漢，但我懷疑她是否即時向她的家人轉達了我的緊張。

中國人遇事『瞞，瞞，瞞』，我幹過，你幹過，她/他幹過，我們都幹過，不是嗎？

一瞞，首先是不願做烏鴉，這也不無幾分善意。

二瞞，是怕麻煩；直面接受噩耗者的驚懼，恐慌，悲憤，甚至歇斯底里是很麻煩的，是給自己行天大的不方便，因此這需要把責任看得比天大的不方便更大的人才能承擔。

最後一瞞，對我便是疑團了，究竟為何而瞞？

為了某者能吃好一頓飯，這個壞消息先瞞了他吧；為了能把這個年過好，先瞞到過了年再說吧；為了大家還能在無知無畏中傻歡樂，樂一時是一時，瞞一時是一時，難道不也有撞對大運的時候？壞事瞞著瞞著就化了的，大事瞞著瞞著就變小的，再瞞一瞞吧。

可這病毒只有三微米，什麼樣的遮天手掌能捂得住？病毒如此兇惡神速，瞞得不如漏得快呀，多少人還被瞞著，就死了，以死來告訴你，真相絕瞞不住。

李文亮大夫臨終之前，我的武漢女友通過她的武漢朋友讓我對他的彌留有過幾小時的跟進。那幾小時，我為李大夫默默禱告，還許了願：假如李醫生能活下去，我就戒掉我最愛的紅酒。後來發現，連那幾小時，都是瞞。瞞住世界上所有為他不平的人，瞞住他的老母親，他的愛妻，他的愛子，他那個遺留在妻子腹中還有幾個月就要出世的孩子。那個孩子原本該在明年的春天，或許初夏，頭一回不清晰地發出“爸”字。孩子的祖母聯想到那一刻，哭得站不穩：“我……我怎麼跟孩子說呀！”

醫院領導隱瞞李大夫真實死亡的時間，明知無用，卻用心臟起搏器不斷按壓李大夫的胸腔。那皮肉之下是一根根人類肋骨啊，不是鋼筋混凝土，經得起幾小時的機械按壓？就是把那顆冷了的心按得還陽，肋骨早成碎瓷了。先逼人瓦全，在讓人玉碎，無非是怕上怕下，上有領導，可摘烏紗帽，下有萬千民眾，可掀石榴裙。那兩日的中國人，中華子孫可是信誓旦旦，永遠不忘記吹哨人。記憶究竟能延續多久，比勿忘我花期長多少？

李大夫是受了天大委屈離去的。七尺男兒可殺不可辱，先是領導辱，再是員警辱，然後在電視上受全國遊街奇恥大辱。他會不委屈嗎？而他死給你看，死給委屈他的人、委屈他的電視臺主播們看，真相就在他永不再發聲的微啟欲闔的嘴唇上，在那最終冷下去的心臟裡。還有比這真相更刺痛你我，更鞭撻我們的嗎？他是為了我們好啊，我們怎麼成了不知好歹的一族人了？！

武漢人和全國人以哨音為哀樂，為李醫生送行，也以哨音放飛囚禁的心靈。李生如凡人，愛妻子，愛孩子，愛美食，解禁二胎他一定如所有平凡人家的丈夫，喜悅而懷有感激之心，終於能給兒子生育出玩伴兒了。而他的死，卻宛若聖徒：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聖徒的獻祭，為了啟迪人們，為了救贖犯下的罪孽的我們。這不是罪孽嗎？無數人喪生，無數家庭滅門，從上到下，罪孽在貫徹時，由於人性的侷限，一層層的罪孽疊加，到了最底層，就成了封門，毆打，餓死不到兩歲的孩子，沖散一家人聊以消磨的牌局，並逐個加害。我們會忘記這些嗎？難說。

我無法體驗這種肺炎在最後奪取生命的症狀，但憑著許多醫護人員的敘述，重症病人會向他們呼喊求助：「救救我呀，醫生！」這讓我想起我的前婆婆和我的父親。兩位老人家都是在八十多歲由於心臟衰竭而引起了的呼吸衰竭。

記得我的前婆婆也是這樣對他的女兒呼救：「救救我！」那時她的血氧一定也低於百分至六十，等於一個溺水者正在窒息，而岸邊的人不為所動。不如溺水者的是，溺水的受罪是短暫的，幾十秒就會結束。而這種肺炎的患者，也許要把窒息過程延長幾天，每一秒鐘都生不如死。被扼死，被悶死，被嗆死的感覺，一天二十四小時地生受，一小時六十分鐘的垂死掙扎，我不敢細想，不敢動用形象思維……但我腦子裡還是不斷出現父親在氧氣面罩下的臉孔，嘴巴大張，用盡全身力氣吞吸，不管他怎樣吃力，氧氣都進入不了他的肺泡，老人的樣子好可憐啊，就像被扔到岸上的魚。最後父親是腦缺氧走了，實際上是給扼死了，給悶死了，給一根不可視的絞索勒，又不一口氣勒死，而是一分一秒地折磨死，整個過程是一天一夜。

假如我能再選擇一次，我會選擇讓父親少活那二十四個小時，免除他最後從人類到魚類的退化，既然終有一死，就不要讓他在受刑中死。我知道，父親被憋死的刑法，在武漢所有瀕死的重症病人身上重複了，也在李大夫身上重複過。

那些被廢掉的肺折磨至死的人們，在他們最後的瞬間，舉目四顧，卻找不到一張熟悉的臉，來給他壯點膽子，拉住他的手，表示人間最後的不捨，最後能讓他帶走的掌心上那一縷體溫，都沒有，他就像一個落魄異鄉的陌生人，孤單單地進入裝屍袋，多不甘，又多麼恐懼。

人的最後一刻，最不可缺的是親人的許諾：去吧，我們不會忘記你，因為我們愛你。可是武漢的逝者，沒有得到到這終極的許諾。

李大夫也沒有在慈母的淚眼下，在妻子和孩子的聲聲喚中離去。他最後一句話至今留在他的微博上，由人們去延申他在另一維度的生命。人們不願忘記他，以自己的想像，一廂情願地讓他活下去。正如方方所說，這裡成了中國人的哭牆。

我看了一下留言，跟李醫生談什麼的都有，瑣屑的三言兩語，家常的點點滴滴，談吃，談愛，彷彿李醫生是他們的心理諮詢師，更像李醫生是隔壁大哥。很多人說，他們永遠不會忘記李醫生。但願這堵無形的立於陰陽兩界的哭牆永遠不被強拆，伴隨倖存者活下去，並且記住。

我所居住的柏林是一個拒絕遺忘的城市。很多街道的地面上都鑲嵌著銅牌，鑄著「某年某月某日，某位猶太人（或他們的家庭）曾從這條街某樓某號被帶走……」的字樣。並告訴人們這些被帶走的猶太人最終的去向，其中絕大部分死於集中營。離我家不遠的弗拉托大街（Flatowallee），通向奧林匹克體育場正門，大街便是以一對猶太運動員堂兄弟命名的。這對猶太堂兄弟在雅典的奧運會為德國出賽，使德國體操隊拿了金牌，他們被帶到集中營之後，都死於饑餓。

據我們隔壁的老鄰居說，我家的房子最早的主人也是猶太人，但戰後沒有任何人來認領，哪怕遠親都沒出現過，於是就只能歸於政府所有。後來政府拍賣，才又回到民間。房子建於1922年，非常考究堅固，大概計畫給若干代子孫居住，但是這家人沒有一個後代倖存，連遠親都沒有線索了。

德國的洪堡大學圖書館，曾經被納粹焚書，現在圖書館就把那些書架空置，讓人們不忘那次焚書醜行。這是德國人為自己欠猶太人和全人類的血債命債記帳。記下這筆帳，對於他們難免痛苦，但不記帳，便是保不住民族的羞恥感，然而沒有羞恥感。榮辱孿生，無羞恥感，也就無所謂榮譽感了。德意志民族，寧要痛苦，也不要失去榮譽感。他們相信，只有牢記自己的羞恥，才能杜絕羞恥再度發生。

自吹哨者李醫生犧牲後，又出現一位「發哨子的人」艾醫生。艾醫生後悔她沒有更廣泛地分發「哨子」，否則事情不會遭到如此地步，早知如此，她會豁出去。這是個勇敢的女人，勇敢的武漢人。武漢人隱忍且勇敢。隱忍高貴，而勇敢更高貴。勇敢的武漢人到處都是，他們對弄虛作假大喊「假的！」他們吃足了…『瞞』字之苦。

發生在過去的災難，我們瞞著後代，最荒唐的是，我們對自己都瞞著。因而我們的百姓忍受了Sars之痛才17年，又陷入新冠肺炎的掙扎。瞞著，就可以不追責，因為要追就必追瞞者的責。不追責又怎樣指望我們牢記？悲劇的戲核都沒挖出，記住什麼？於是我們成了一族記性壞，忘性好的人。

南京大屠殺，三年飢荒，文化大革命，我們都拼命對自己瞞著，不瞞著就不是正能量。不計較是非，不記仇，似乎也是我們寬厚的民族性格，似乎我們善於寬恕，得理饒人，但我們也成了隱瞞者。

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後人不能瞞，必須毫無隱瞞地給他們一個交代，李大夫為什麼受辱，又是怎樣死去。不能瞞著他們那麼多無辜的武漢人、湖北人、全國人是怎麼無辜被禁錮，被病死，被潦草入殮的。

瞞不住的，是義大利昨天直升的一百七十多個死亡案例。我們必須問問自己，為什麼要為加害於我們的人隱瞞？隱瞞他們的羞恥嗎？歷史上有多少個時機，該他們感到羞恥，對他們犧牲的人民賠罪？可我們放過去了。悲劇都是稀裡糊塗地收場，不久悲劇又上演了，劇情彷彿剽竊，還是一個瞞字了的。

我們民族之所以苦難，因為我們兩千年來一直不暇自哀。「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杜牧早就預見了這一點，不知他是否預見了人為失憶，被迫失憶，亦使垂哀於父輩苦難的後人，越來越少。

◎來源:網絡 / 嚴歌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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