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管理分享● 日本將敵人的佔領稱為『解放新生』－修羅居

日本將敵人的佔領稱為『解放新生』

01.

1945年，既是日本戰敗之年，也是其重生之年。當時的日本滿目瘡痍，幾代為之奮鬥的現代化成果毀於一旦。但是在盟軍總司令部的推動下，日本沉痛反思自己走過的道路，開始在廢墟之上重建家園。企業家創業，知識人啟蒙，科學家探索，政治家抉擇，民主人士呐喊，環保主義者抗爭，普通人為生活而拼搏……

僅僅經過20多年，日本就成為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國家。

1973年，日本不僅成了世界各國羡慕的經濟大國，還成了一個民眾共用發展成果的福利國家，貧富差距小，社會安定和諧。在《擁抱戰敗》的開篇，美國歷史學家約翰·W. 道爾就寫道：「日本作為現代國家的興起令人震驚：更迅猛、更無畏、更成功，然而終也比任何人能夠想像的更瘋狂、更危險、更具有自我毀滅性。」不足60字的一段話，概括了日本從1853年到1945年的歷程。其實，這段話後面還可以加上一句：戰後日本的復興更有力、更快速、更令人稱奇。

日本戰後重建的這段歷史豐富多彩，儘管其中有汗水、血淚、挫折與不幸，但是總體來看，這仍是一個成功的現代化故事。緊隨日本之後，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也相繼起飛，被譽為「東亞奇蹟」。從20世紀下半葉的世界圖景上看，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繁榮昌盛，與其他諸多失敗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

改革開放初期，新加坡大學邀請周有光先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他問一位英國教授：「許多人說新加坡是一個奇蹟，你是什麼看法？」

英國教授回答道：

「世界上沒有奇跡，只有常規。什麼叫常規呢？就是按照國際先例去做。」

這個故事啟發了我，看來沒有什麼「日本奇蹟」，日本只是尊重戰後的國際規則，然後循規蹈矩地去做而已。

戰後，為了防止戰爭悲劇重演，歐美國家屏棄以殖民地和霸權為特徵的舊秩序，構建了新的世界秩序與貿易體系。坊間流傳一種說法：「戰後跟著美國跑的都富了。」其實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應該說是尊重新的世界秩序與貿易體系的國家都富了。

日本就是一個成功的典型，它徹底放棄了與世界主流文明為敵的老路，走上了民主與和平的新發展路徑。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一旦認同和遵循國際規則，致力於融入世界，就能通過和平的方式從世界上獲得各種資源，通過國際貿易發展自己。

02.

曾出任日本首相（1991~1993年）的宮澤喜一在回憶錄裡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2001年7月4日，在東京舉行「回首日美安保五十周年研討會」，在我提到「國土被占實為喪權辱國」時，一位與會者指出：「先生此言差矣，與其說是喪權辱國，不如說是解放新生。」該人士德高望重，人格修養都無可指摘，他的話令我無法忘卻。

起初看到這則史料，筆者感到非常吃驚。

為什麼在日本的精英階層裡，竟然有人認同戰後盟軍對本國的佔領，而且將其稱為「解放新生」，甚至連宮澤喜一似乎也傾向於這種觀點？對於被日本軍國主義蹂躪過的國家的民眾來說，日本戰敗當然是值得歡欣的。可是對於日本人來說，讚揚佔領者難道不是有些「不愛國」的味道嗎？仔細想來，這並沒有什麼不可理喻的。日本民眾支持1946年頒佈的《日本憲法》，實質上就意味著拋棄和廢止「大日本帝國」，從此開始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日本國」。

同樣的土地，同樣的國民，這兩個「國家」有什麼不同呢？

根據從1890年開始施行的《大日本帝國憲法》，「大日本帝國」是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的國家，國家主權屬於天皇，國民都是天皇的臣民，有限的權利也是天皇恩賜的，隨時可以被剝奪。

而1946年的《日本憲法》規定，天皇只是國家的象徵，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國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權是不可侵犯的永久權利。

戰後初期，曾有學者提出這樣的觀點：資源貧乏、人口過剩、沒有軍備，日本在今後的世界中將失去存在的價值。這個觀點既反映了日本知識界對於未來的憂慮，也折射出某些人在思想深處對於國家的執念。在他們看來，日本只有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才能夠在今後的世界中具有價值。這意味著只承認國家的利益，經濟發展和軍力強大就是終極目標。

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日本就應該重啟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明治夢」，但是人們從沉重的歷史教訓中認識到，這條老路只會走向自我毀滅。與國家利益相比，根本的還是每個人的權利和自由。

如果把1853~1945年視為日本的第一波現代化，那麼1945年戰敗則是日本第二波現代化的開始。在第一波現代化過程中，日本把國家/天皇作為價值，終走上了一條自我毀滅的歧路。

在第二波現代化過程中，它校準歷史航向，徹底改變政治和經濟體制，不再強調國家利益，而是把民眾的利益作為原則。日本通過對現代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全面革新國家制度，順利完成了第二波現代化，成為亞洲首個現代化國家。

國家存在的意義是什麼？這是每個追趕型國家早晚都要面對的問題。在當代世界，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建立對此問題的普遍價值認同，那麼它的建國任務就沒有完成。

如果不能正確處理國家與國民的關係，那麼一個國家即使經濟再發達，軍事力量再強大，也不能說它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轉型。如果國家利益壓倒一切，蔑視、踐踏國民的個人權利，那麼就可能給整個民族帶來災難。

03.

2019年11月，在完成了《國家的歧路：日本帝國毀滅之謎》之後，筆者開始寫作本書。起初很順利，但是兩個月後，隨著疫情暴發，便很難再安心讀書寫作。接連發生的不幸事件，無數人的悲劇命運，讓我感到恐懼、悲哀、憤怒、失望、無奈。由小小的病毒引發的國際局勢動盪，更讓我對未來充滿了疑慮與擔憂。

在這個充滿暴風雨的時代，在一道道鋥明徹亮的閃電中，每個國家都清楚地暴露了它的優點和弱點。不同的國家湧動著不同的社會激情，價值觀的對立與衝突凸顯。因此，有人預言人類將迎來「大蕭條」以來困難的時期，也有人預言世界將陷入「新冷戰」。不管怎樣，世界發生了巨變，我們再也回不到過去了。在大時代的轉彎處，面對充滿風險的未來，瞻念前途，路在何方？

季辛吉多次警告世人，「當今世界比一次世界大戰之前還要危險」。確實，一次世界大戰前德意志帝國強調國家至上，敵視外界，導致了一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浩劫。

20多年後，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主張又在日本帝國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氾濫。作為追趕型國家，它們都否定以18世紀啟蒙運動思想家宣導的自由、理性為核心的價值觀，蔑視以現代民主政體、自由市場經濟等為代表的現代文明秩序，期望走出一條新的現代化道路，實現「彎道超車」，而英法等國採取綏靖政策，結果釀成了更大規模的人類悲劇。

20世紀的思維也仍然糾纏著許多人，20世紀遺留的諸多問題仍然困擾著世界。許多人雖然身在21世紀，但頭腦仍然停留在20世紀。許多貌似剛剛出現的新問題，其實可能只是老問題在「借屍還魂」。如果各國能夠審時度勢，取長補短，慘重的歷史代價就沒有白白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