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羅居

太平天國是客家人主導的遊民運動！

◎網路分享/ 文: 夏春濤

19世紀中葉，在中國西南邊陲的崇山峻嶺間爆發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即太平天國農民運動。

在這場波瀾壯闊的農民運動中，客家人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角色。舉凡上帝教的創建和發展，金田起義從最初的醞釀到形成燎原之勢，太平天國的政治與社會理想，以及太平天國的文獻用語、服飾制度等，幾乎無一不與客家人有著密切的聯繫。客家人以其在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中的獨特作用，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頁。

（一）

談到客家人對太平天國農民運動的影響，首先必須敘述有清一代客家人在廣西繁衍生息的概況。

客家，是中原漢民在歷史上向南方遷移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個特殊的民系，有著自己固定的方言和生活習俗。

客家人的南遷主要由於戰亂、災荒、人口膨脹以及遷官、經商等原因。據羅香林先生考證，歷史上客家先民自中原向南方的大遷移計有五次，其他零星的遷入不能悉計；至於客家人遷徙到廣西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王朝更迭時期。（注：參見羅香林：《客家源流考》，刊《香港崇正總會三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崇正總會1950年版，第13、34頁。）

但據民國九年《桂平縣誌》記載，直至清康熙年間，因廣西各地招人墾植，客家人這才成批地遷入廣西。清桂林人龍啟瑞所撰《經德堂文集》卷二亦雲：「外郡地多山場曠土，向招粵東客民佃種，數世後，其徒益繁，……。」

在廣西，這些客家人又被稱作「來人」。光緒二十二年《潯州府志》就此解釋道：「狼、僮曰土，廣東惠、潮人曰來」。光緒二十年《貴縣誌》則云：「貴縣土著，惟農、黃、鄔、韋各姓，餘俱外來占籍者，今概稱作土人；獨于粵東惠、潮、嘉遷來之人，無論其年代遠近，均謂來人，以其離故土而鄉音不變也」。

據此推斷，「來人」主要指清初自廣東惠州、潮州、嘉應州遷入的客民，「土人」則指當地的土著居民，包括壯、瑤等少數民族和那些入籍已久反客為主的漢民。

客家人移居廣西後，或墾荒，或經商，在開發廣西經濟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當時，桂東南地區的商人幾乎全都是來自粵東的客家人，故民諺有「無東不成市，有煙則有東」一說；就連荒遠偏僻的山區也有客民繁衍生息的蹤影，一時形成「逢山必有客，無山不住客」的局面。（注：參見羅爾綱：《太平天國革命前夕的人口壓迫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8卷第1期（1949）。）

然而，問題的另一面是，隨著客民的大量湧入和分佈地區的越來越廣，土客之間的矛盾和對立也逐漸凸現出來，這就是廣西社會所特有的「來土之爭」現象。

土客之間雖有合作、溝通的一面，但彼此畢竟在語言、習俗等方面存在著明顯的區別，在血緣、地緣方面更有著較嚴格的分界。宗法社會的農村大多一村一姓，客民遷移廣西後，因只能耕種分散而又貧瘠的土地，除少數聚族而居自成村落外，同一家族大多不得不散居到各個村落去；即便如此，他們也往往「不與村眾為鄰，築屋另居，男女力作，不變鄉音」（注：梁廉夫：《潛齋見聞隨筆》，《近代史資料》1955年第1期，第17頁。）。

雙方因生存競爭而引發出的磨擦則使這種隔閡和分界進一步明朗化、白熱化，其爭執的集點主要集中在土地問題上。

清初的廣西地廣人稀，客民初來時土地問題尚不突出。但是，隨著客民遷移的人數越來越多，加上土客民自身的繁殖，人口與土地比例失調的現象便日趨嚴重，進而導致土客之間為爭奪耕地而產生激烈的衝突。

有一則口碑資料就此描述道：「他們初來時，這裡荒地很多，土人讓他們去開荒。日後，來人越來越多，荒地少了，來人為了爭土人的好田地，甚至殺死土人的事經常發生。因而來土互相仇視，連雞毛蒜皮的小事也打起來，殺傷人命。」（注：《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調查資料彙編》，廣西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頁。）

於是，土客械鬥便成為廣西境內一大嚴重的社會問題，其規模之大，席捲人數之多，波及範圍之廣，均屬罕見，給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和動盪。例如，道光二十四年（1844），「田州屬之八角山，因土客爭雄，各集亡命，肆行焚劫」（注：民國四年《武鳴縣誌》，引自《太平天國學刊》第4輯，中華書局 1987年版，第428頁。）。道光二十八年（1848 ）發生在貴縣北岸的土客械鬥尤為慘烈，雙方「殺戮相尋者五年，百姓流離顛沛，多遭擄掠」（注：光緒二十年《貴縣誌》，引同上書。）。

這種民間大仇殺的背後實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土地問題歷來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大痼疾，是引發社會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就廣西而言，即使沒有客家人的大量湧入，隨著土地兼併的加劇和人口的日益膨脹，土地問題仍然會日趨尖銳，客家人的遷移只不過加劇或加速了這一問題的惡化。

當時，從事土地兼併的不單是土著地主，還包括少數後來居上的客家地主，如貴縣賜谷村占地最多的即為丘、溫兩姓客家人（注：《太平天國起義調查報告》，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11頁。）。

土客地主在經濟上的此消彼長必然會導致土地兼併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鴉片戰爭後的廣西社會，吏治更加腐敗，自然災害頻仍，天災與人禍一齊壓向困厄中的下層民眾，人們被迫鋌而走險，嘯居山林，戰後困遭裁遣而生活無著的水陸各勇也紛紛占山為寇，一時形成「盜賊」紛起的局面。日甚一日的土客械鬥正是在這危機四伏動盪不安的社會背景下爆發的。

總的來講，越是土地兼併現象嚴重的地方，往往也就是械鬥最為頻繁和激烈的地方，這些械鬥大多由土客地主一手操縱，以血緣、地緣的界線各分營壘尋釁相殺，以滿足自己對土地的貪婪慾望。因此，土客械鬥雖然並不直接表現為階級之間的對抗，而是不同宗族和地域之間的廝殺，但是，它在本質上仍根源於地主階級對土地的強取豪奪，是種種社會矛盾的一種反映。

在這種充滿血腥味的土客械鬥中，客家人往往處於劣勢。他們在當地畢竟屬於後來者，其根柢與土著人遠不可同日而語，不僅人數較少，居住分散，而且在經濟實力、政治地位上也遠遜於土著人。間有少數客民在經濟上抬了頭，也往往很難贏得相應的政治地位，而官府通常在土客紛爭中偏袒土著人。強龍壓不過地頭蛇，這種險惡的生存環境遂鑄就了客家人勇敢剽悍、同仇敵愾的稟性，其「族黨之誼甚篤，遇有仇敵及好勇鬥狠，一呼百諾，荷戈負鍤而至，暋不畏死」（注：同治十三年《潯州府志》卷四“風俗”篇。）。於是，散居各地的客家人便以同族、同鄉的紐帶抱成一團，遙相呼應，以共同禦侮，謀取生存。

正是借助於這種以地域和宗族關係所組成的客家網路，洪秀全、馮雲山才得以發展自己的信徒，並最終組建起一個擁有二千餘人的宗教團體~~拜上帝會。

洪秀全是一個地道的客家人，其先祖在唐朝末年因避戰亂自安徽徽州遷徒到江西饒州，後又屢次南遷，內有一族系于清初自廣東嘉應州遷到花縣官祿㘵~~這是一個純粹由客民開發而成的客家村落，洪氏族人均操嘉應州方言。1843年，科場連番失意的洪秀全在研讀《勸世良言》後，撤去私塾中孔子的牌位，轉而皈依上帝，立志以道德說教的方式來拯救世道人心。

他佈道的網路一開始便沿著血緣的關係延伸。他最早的信徒是其表兄李敬芳、族弟洪仁玕和密友馮雲山，這三人均為客家人，其中，馮雲山系花縣禾落地村人，祖居廣東龍川縣。後來，洪秀全又說服了自己的父母兄嫂侄輩信從上帝。

1844年春，洪秀全和馮雲山又懷著佈道的熱忱離鄉出遊，將傳教的觸角伸向完全陌生的異鄉。

他倆首在珠江三角洲地區活動了一個多月，後又赴八排山區瑤族居住地佈道，但由於言語不通、人地兩疏等原因，其傳教工作收效甚微。洪、馮最終輾轉來到廣西貴縣賜谷村，寓居在洪秀全表兄王盛鈞家。王家係客家，賜谷村四周的居戶大多是由粵遷居的客家人，語言、習俗相通，這給洪秀全的佈道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王盛鈞的子侄輩王為政等後來均成為熱誠的信徒。

同年秋，洪秀全離桂返粵，馮雲山則獨自在桂平縣逗留了月餘，後在客家人張永繡的幫助下來到紫荊山口的古林社，為客家人曾槐英打短工，後經曾槐英舉薦進入紫荊山，先後在客家人高坑沖張家、大沖曾（玉珍）家任塾師，並最終以紫荊山為中心，在周圍數縣發展了眾多的信徒，約於1846年左右創立了拜上帝會。（注：參見拙著《太平天國宗教》，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6頁。）

拜上帝會早期的成員大多是客家人，僅就太平天國的發祥地紫荊山區而言，當地入會的三百多戶以燒炭為業的山民「幾盡是原從廣東遷來的客家人」（注：簡又文：《金田之遊及其他》，商務印書館1944年版，第26頁。）。再就拜上帝會中的骨幹成員而言，紫荊山東旺沖的楊秀清、武宣東鄉的蕭朝貴、桂平金田村的韋昌輝、貴縣北山裡的石達開也均為客家人（注：參見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和歷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372頁。），他們後來與洪秀全、馮雲山一道構成了密謀起義的核心人物。

總之，客家人構成了拜上帝會的中堅力量。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再度入桂與馮雲山在紫荊山重逢後，旋自大沖曾家移至高坑沖盧六家棲身。盧六也是客家人，是拜上帝會的重要人物之一，後因遭紫荊山區客家地主王作新的構陷，與馮雲山一道被官府羈押，不久死在獄中，成為為太平天國事業獻身的第一人，後被追封為「嘏王」。

洪、馮的佈道工作之所以能在廣西的客家人中獲得巨大的成功，除了因為洪秀全已將基督教教義進行了中國化的改造外，與客家人的宗教信仰背景也有很大的關係。

在土客雜居地區，對宗廟和地方神的崇拜是土著人藉以維繫血親和地域觀念的重要手段，而客家人在對地方神的崇拜上往往處於被排斥的地位，與當地原有宗教習俗的聯繫相對較淺。出於心理上的反彈，客家人易於接受一種新的信仰，尤其是洪秀全這種將只給他們帶來厄運的地方神及其偶像斥作「妖魔」的信仰。（注：參見〔日〕小島晉治：《試論拜上帝教、拜上帝會與客家人的關係》，《太平天國史譯叢》第2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00—301頁。）

洪秀全對待民間俗神及其偶像的態度無疑是最初贏得客家人信從上帝的因素之一。例如，賜谷村附近的六烏口有一座六烏廟，相傳曾有一男一女在此山邂逅，情歌唱和，雲雨交歡，數日後雙雙死去。當地人盛傳他們是得道升仙，便立廟塑像，奉其為六烏神。洪秀全認為此說大謬不然，遂作詩斥責，稱其為「該誅該滅兩妖魔」（注：《太平天日》，《太平天國印書》（全2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頁。）。

結果，「迷信的土人，譁然鼓噪，紛起反對，幾鬧出大事」（注：簡又文：《太平天國廣西首義史》，商務印書館1946年版，第108頁。按：六烏神系土著壯人所信奉的神靈，見民國九年《桂平縣誌》卷三十一“風俗”篇：“猺（瑤）祭盤古，獞（壯）祀六烏聖母。”）。而客家人對此所持的態度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洪秀全的這種舉動純粹基於其獨尊上帝禁拜偶像的教義，並非僅僅針對土人所信奉的神靈或出於對土人的敵意。如前所述，土客械鬥在本質上實根源於當時的政治和經濟危機，是種種社會矛盾的一種集中體現，而洪秀全正是從解剖這一類的時弊入手來思索解決社會危機的途徑的。

對於「同鄉同里同姓則愛之，異鄉異里異姓則憎之」的現象，洪秀全深惡痛絕，他將不同鄉里和種姓之間的凌奪鬥殺歸因於「世道乖漓，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認為世人之間不應存在「此疆彼界之私」和「爾吞我並之念」，主張「各自相安」，呼喚「天下一家，共用太平」的大同之世的來臨。（注：參見《原道醒世訓》，《太平天國印書》，第15—16頁。）

他後來還明確提出了「真主為王事事公，客家本地總相同」（注：《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同上書，第715 頁。按：土客分界本是封建宗法社會地域觀念的表現， 太平天國在1860年刊行的比書中強調「客家本地總相同」，似說明土客矛盾在太平天國內部並未完全消弭。）的原則。

基於這種認識和態度，他所創立的宗教並不排斥土人，而是超越了宗族和地域的界線，強調世人同為上帝的子女，彼此都是兄弟姐妹，宣稱「若世人肯拜上帝者，無災無難，不拜上帝者，蛇虎傷人」（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81頁。）。

洪秀全的這種大同思想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它使得拜上帝會能夠最大限度地發展自己的信徒，將在械鬥中受害最深的土客農民一同聚集在上帝的旗幟之下，從而為土客械鬥確立了一個正確的導向。

隨著拜上帝會與土客鄉紳和官府之間的磨擦日益加劇，在種種社會矛盾的激蕩下，洪秀全最終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拜上帝會也從一個單純的宗教團體轉變為醞釀起義的秘密政治組織。

在金田起義期間，大規模的土客械鬥不僅轉移了官府的視線，還在客觀上促成了起義的高漲。

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貴縣大圩發生了一場空前慘烈的械鬥。起初，當地的土、客地主因爭買田地結冤成仇，後以客家富戶溫阿玉強娶當地一美貌民女事件為導火線引起仇殺，雙方共有數萬人捲入了這場廝殺，計血戰四十餘日，結果客家人勢孤敗北，約有三千多名敗走無歸的客家人會同龍山礦工（均係客家人）投奔了金田，從而壯大了起義隊伍，金田起義也因此從星星之火呈現出燎原之勢。

此外，桂平縣的一些客民也奮袂群起，投身起義。光緒二十二年《潯州府志》卷五十六記載道：「桂平賊蘇十九擾中都、木根各處，竄劫馬平、羅秀，遂勾客民依附洪秀全。」

另一方面，在奉命趕赴金田團營起義的各地會眾中，客家人也占了相當的比例。

同年七月，貴縣方面的隊伍在石達開的率領下自六烏山口直趨貴縣、桂平交界處的白沙墟，駐屯月餘後抵達金田。前已說明，石達開是客家人，而當時教徒們大多是舉家舉族參加起義的。

八月，陸川拜上帝會首領賴九、黃文金率眾擊退了清方練勇的圍追堵截，於十月趕至金田。賴九、黃文金均為客家人。

與此同時，拜上帝會成員凌十八於是年七月在廣東信宜縣家鄉大寮等地聚眾起義，與金田的洪秀全等遙遙相應。凌十八係客家人，其部屬也基本上是客家人。（注：清兩廣總督徐廣縉咸豐元年三月初九日奏摺云：「查信宜縣居民向分舊圖、新圖，舊圖皆係該縣土著，新圖如大寮、蓮塘多係廣西種山客民。兩圖構釁尋仇，積不相能，已非一日。……信宜縣土賊凌十八，在該縣大寮寨地方聚黨二三千人，拜上帝會，打造器械，肆行劫掠。」（《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史料》第1冊， 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277頁）。）

這支隊伍雖在趕赴金田的途中夭折，但在客觀上牽制了清軍的部分兵力，有利於起義聲勢的高漲。

上述事實說明，在早期太平軍成員中，客家人為數極多。此間被俘的幾位太平軍戰士的供詞也從側面證實了這一點。例如， 咸豐元年 （1851）六月在桂平縣大宣一帶被俘的李進富供稱係桂平縣鵬隘山人，祖籍廣東嘉應州，去年八月偕楊晚（客民）闔家十七八人一同前往拜會。（注：引自《太平天國文獻史料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2頁。文中著重號系筆者所加。）

咸豐二年（1852）六月在湖南道州禾洞被俘的鄧亞隆係廣東連州星子人，據稱太平軍於本月初攻打江華縣城時計分為三隊，「第一隊頭人朱亞三，年約二十餘歲，客家聲音，管帶千餘人。二隊頭人陳亞章，亦客家聲音，管帶一千餘人。三隊頭人黃亞四，年二十七八歲，嘉應州人，管帶二百餘人」（注：引自《太平天國文獻史料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2頁。文中著重號系筆者所加。）。

民國初年，一位對客家社會有較深瞭解的外國傳教士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客家人是中華民族的精華，好比牛乳上的乳酪似的」。（注：〔美〕亨廷頓著 潘光旦譯《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新月書店192 9年版，第50頁。）這句話如若用來形容太平天國中的客家人是再恰當不過了。

綜上所述，太平天國中的客家成員可謂是風雲際會，群星燦爛；太平天國的領袖天王洪秀全是客家人；太平天國宗教是由洪秀全、馮雲山等客家人一手創建的；最早接受上帝信仰的李敬芳、洪仁玕等人均為客家人，其中洪仁玕後來成為太平天國第二代領導人的核心人物，總理後期朝政；太平天國的開國元勳東王楊秀清、西王蕭朝貴、南王馮雲山、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也是清一色的客家人。此外，拜上帝會的成員大多是客家人，金田起義的基本隊伍也主要由客家人構成。從拜上帝會創建前後直到金田起義，洪秀全等主要在客家人居住區活動，主要借重了客家人的力量。客家人在太平天國農民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於此可見一斑。

（二）

正因為客家人與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有著如此密切的聯繫，並且處於一種舉足輕重的地位，所以，他們對太平天國的許多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諸如太平天國意識形態的起源，太平天國一些制度、習俗的形成，等等，均可從客家人的背景上追溯到其淵源。茲分述之。

洪秀全等是抱著推翻滿清、創建新朝的宗旨揭幟起義的，與以往白蓮教和天地會系統的農民起義相比，他們的反滿意識顯得更為強烈。

他們借助於宗教語言，直斥統治清朝的滿人為蛇魔閻羅妖的妖徒鬼卒，以「殺盡妖魔」為己任。太平軍每到一地，輒以恢復中土的口號號召四民歸附，疾呼「誓屠八旗，以安九有」（注：《頒行詔書》「奉天討胡」檄，《太平天國印書》，第108、110頁。），矢志「為中華雪數百年未雪之恥，為祖父復數百年未復之仇」（注：《誅妖檄文》，同上書，第734頁。）。

「賊見旗人恒切齒， 目為妖魔專殺此」（注：馬壽齡：《金陵癸甲新樂府》「破皇城」詩，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國》第4冊，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第728頁。），時人記載所反映的正是這種情形。

在太平天國文獻中，凡中土之人俱被稱作「天人」、「華人」，反之，清朝統治者除作斥作「妖魔」外，還常被貶作「胡奴」、「胡虜」、「狗韃」、「韃子」，滿、漢之間有著嚴格的區分。這種強烈的反滿意識與洪秀全等人客民出身的背景有很大關係。

在客家歷史上的五次大遷移中，「前三次皆是因邊疆部族的侵寇或入主，引起中國內部的騷動，而使其人不能不向南遷移，以求安全維繫的」（注：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第105頁。）。

在迭遭兵燹、顛沛流離的南遷過程中， 客家先民經歷了種種磨難，付出了巨大犧牲，其劫後倖存者每當回首這段歷史時，總感舊恨難消，種族意識遂代代相傳，歷久不釋。因此，對於外族的侵擾，客家人比一般的漢人要更為敏感和痛切。滿人入主中原後，客家義士紛紛在南方起師抗清，其中，明朝諸生練復甯、吳萬雄兩人自惠州入據花山（清朝後於此設置花縣），招眾屯墾，據險抗清。有學者考證，洪秀全、馮雲山的先祖正是應練、吳兩人之招自嘉應州等地遷居花縣的。（注：羅香林：《客家源流考》，第26—27頁。）

太平天國的社會理想也與客家人的歷史背景有很大的關連。就在太平天國定都天京的同一年，洪秀全旨准頒行了《天朝田畝制度》。這篇重要文獻的中心內容是土地問題，它提出了「田產均耕」的設想，推出了一個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規定分田不論性別，只有年齡大小的差異，凡天下田按其好醜分作9等，分田時每戶雜以9等，多寡相濟，豐荒相通。

這種設想雖然因其濃厚的空想色彩而無法付諸實踐，但卻具體表達了廣大農民對土地的渴望，是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農民階級所能提出的最高水準的土地改革方案。

前已說明，土地之爭是引起土客械鬥的最主要的原因，對於這種「鄉鄰互殺」、「爾吞我併」的醜惡現象，洪秀全有著深切的感受，這無疑會成為他設計土地方案的著眼點之一。《天朝田畝制度》「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正從根本上觸及了導致土客陵奪鬥殺的根源，具體體現了洪秀全人人相安、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至於「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此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的規定，與客家人的生存背景也不無關係，這正是他們遷移生涯的一種寫照。

前已說明，上帝教的創建者為洪秀全、馮雲山等客家人，早期拜上帝會成員也大多是客家人，因此，上帝教難免會打上客家人信仰習俗的烙印。僅就宗教儀式而言，上帝教一反基督教上帝純靈的教義，認為上帝有著具體的形像，可以降附楊秀清之身下凡，即天父下凡。每托稱天父下凡時，楊秀清或誑稱天父降附直接假己之口下達聖旨；或佯作睡眠狀，片刻醒來後便稱已在夢中得到天啟，進而宣佈天父聖旨。

蕭朝貴托稱天兄下凡時的情形與此類似。天父、天兄下凡時還常常表演「大戰妖魔」的場面，屆時，楊、蕭執劍狂舞，並邊舞邊呼「左來左頂，右來右頂，隨便來隨便頂」云云。另

據《天父聖旨》、《天兄聖旨》記載，天父、天兄下凡時還常常施展超升信徒的靈魂升天，以燈光照人面以化醒其心等法術。鑒於楊、蕭客家人的身份和早期拜上帝會成員中客家人所占的比例，可以推斷當地的客家人十分熟悉或盛行與此類似的奇特儀式，天父下凡的做法便是由潯州地區所流行的降僮巫術直接脫胎而來。（注：參見光緒二十二年《潯州府志》卷54“民俗”篇：「人有病，間不服藥，延道士拜鬥禳星，或召巫插花舞劍跳磔之，名曰‘跳鬼’。”楊、蕭“戰妖”的法術大概正是從民間的“跳鬼”巫術演變而來。另據該卷記載，清同治十年（1871），“（平南）容邑巫劉某詭於眾曰：‘余先姑宋時得道，今著靈于火容山中，宜廟祀之。’乃誘小童數輩，客至則僕，佯為大娘，語某地當水旱，某方當疫癘，禱則免，否則害。於是，梧、潯、高、平諸郡祈禱拜迎者踵相接已」。足見潯州一地降僮巫風之盛。）

此外，拜上帝會曾流行過以豬肉祭奉上帝的儀式（注：參見《天兄聖旨》卷一，王慶成編注：《天父天兄聖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頁。）。

上帝教7日一禮拜時，則在屋內設一神案， 上點燈2盞，供茶3杯，肴3盛，飯3盂。（注：張德堅：《賊情匯纂》卷九，《太平天國》第3冊，第262頁。）《天條書》更明確規定，凡生日滿月、迎親嫁娶、死者入殮、作灶做屋堆石動土等吉凶之事，俱用牲醴茶飯祭告上帝。這和客家人傳統的祭祖儀式也十分相象。（注：據興甯東門《羅氏族譜》卷八“禮俗”記載，客家人每於居室的上堂設木龕以奉歷代祖先神主，每逢歲時令節，輒具三牲以祀祖；凡遇有吉凶事，也以牲牢享其先人。參見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希山書藏1933年11月版，第180頁。）

太平天國留髮易服的律令也與客家人的背景有關。

清廷當初強制推行剃髮易服的禁令時，南方的客民和壯、瑤等少數民族大多拒不遵從，依然沿襲舊俗。洪秀全等起義立國後，將毀父母之毛髮和壞先代之服冕列作滿清的罪狀之一，嚴禁民間剃髮，宣導恢復漢族衣冠。

當時，清廷以略呈圓錐形的頂戴為朝冠，朝服的顯著特徵則為馬蹄袖和披領。太平天國將這類具有滿族特徵的冠服列為禁物，其朝冠先後代之以風帽和角帽，朝服則仍然採用明代上衣連下裳的舊制，並且窄袖無領，腰不繫帶。

受客家習俗的影響，太平天國的服飾制度有其自己的一些特色，並沒有全然照搬明朝冠裳。例如，廣西的土客居民大多喜用彩巾纏頭，太平軍沿其舊俗，凡將領俱紮黃巾，以腦後所垂長巾的長短來區別官職大小；普通士兵則一律紮紅巾。又如，上衣下裙本是漢族女子的傳統服裝，但首義的廣西土客女子均短衣長袴，向不穿裙。

太平天國後將此推及民間，嚴禁女子著裙，故時人有詩記曰：「姐妹相呼駭聽聞，任教娘子也成軍。逼他垢面蓬頭外，更扯留仙百摺（褶）裙（賊人不准穿裙，途間相遇者，盡行扯去）」。（注：《山曲道人題壁》，《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6冊，上海中華書局1963年版，第386頁。）

廣西女子的髮型也對民間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陳慶甲《金陵紀事詩》就此描述道：「第一時妝是廣頭，湖南北樣亦風流。土人偶仿蘇州式，刺刺街前笑不休」。附注則曰：「女人梳頭，以廣西式為上，湖南、北次之，餘皆不貴。」（注：陳慶甲：《金陵紀事詩》，同上書，第52頁。）

一些廣西土客人出身的太平軍官兵甚至不改舊俗，其服飾具有鮮明的鄉土特徵。例如，廣西一地氣候無常，人們的服飾因時而變，並無嚴格的季節劃分。胡朴安《中華全國風俗志》雲：「粵西氣候，不以冬夏別燠寒，而以陰晴分冷暖。臘月晴，單衣浹背；伏日雨，絮被蒙頭。若在春秋，則又倏忽不同，朝夕萬變，一刹之間，有才裘而忽葛者；兩人相對，有此葛而彼裘者。」（注：胡朴安：《中華全國風俗志》（下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8頁。）

這種特徵在太平軍的「老兄弟」中有所體現，時人就此記述道：「凌寒兩足不知冷，下猶單褲上已皮」。（注：馬壽齡：《金陵癸甲新樂府》“易服色（飾）”詩，《太平天國》第4冊，第737頁。）

或曰：「偽官風帽看黃邊，小大綢衣暑尚棉」。（注：佚名：《金陵紀事》，《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2冊，第52頁。）

佚名《金陵紀事》甚至直呼太平軍的服飾為「苗裝」，並將其特徵勾勒為「長毛連髩盤前髻，短服齊腰敞下裳」（注：佚名：《金陵紀事》，《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2冊，第52頁。按：參見民國九年《桂平縣誌》卷三十一“風俗”篇：“昔清道光末，男衣皆窄袖長垂，短衣斜襟，長僅蔽腰。……婦人衣飾多仿粵東。”）

自五代時期興起的纏足之風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陋俗，極大地摧殘了廣大女子的身心健康。然而，在客家社會，男子一般出外謀生，女子往往是家庭的支柱，終日勞作不輟，故而天足健步。

廣西的壯、瑤等少數民族女子亦無此習，平素「蓄髮梳髻，跣足栽種，……履險如飛」（注：同治十三年《潯州府志》卷四“風俗”篇。）。因此，太平天國首義女子俱是天足，且愛跣足。《金陵癸甲紀事略》的作者謝介鶴即稱天王的王娘均以黃絹蓋頭，騎馬跣足；另稱諸女官皆「大腳蠻婆」，赤足泥腿。（注：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太平天國》第4冊，第681頁。）太平天國後來也將此俗推及民間，嚴禁女子纏足。佚名《粵逆紀略》在記述天京女館情形時即云：「歸館乃不准穿裙及褶衣，又勒令放足」。（注：佚名：《粵逆紀略》，《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2冊，第 32頁。）伍承組《山中草》亦云：「不管嬌癡習綺羅，那堪役及婦人多。……弓鞋羅襪教拋卻，也赤雙趺學阿婆（賊本粵西人，粵俗婦女多不纏足，且不著履，今其婦女在賊中者類然，故嘗令人效彼妝束雲）。」（注：伍承組：《山中草》，《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6冊，第420頁。）

太平天國此舉的直接動機雖是為了組織民女從事後勤勞務，但在客觀上衝擊了纏足陋俗，值得稱道。

太平天國書籍文告的文字較為俚俗，其特徵之一即為摻雜著許多客家方言。試以出自洪秀全筆下的勸人戒煙詔為例：「高天燈草似條箭，時時天父眼針針，不信且看黃以鎮，無心天救何新金。吹來吹去吹不飽，如何咁蠢變生妖。戒煙病死甚誅死，脫鬼成人到底高」。（注：天王勸人戒煙詔，《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40頁。）

客語稱「燈心」為「燈草」，故常以「燈草」或「草」作「心」之隱語；「眼針針」即「直盯盯地看」”之意，「咁」作「這樣」、「如此」解，均為客家方言。

又如，蕭朝貴在假託天兄下凡時曾發話道：「任怪人那樣子，總走朕兩子爺手段不過也」。「若有偏心，雲中雪飛，總走不得朕子爺手下過也」。（注：《天兄聖旨》卷一，《天父天兄聖旨》，第17—18、32頁。）在客家話中，父子合稱作子爺，上文中的「兩子爺」、「子爺」特指天父上帝、天兄基督父子倆。

至於太平天國歷史上一些不同尋常的事件和現象，我們也同樣可以從客家人獨特的歷史背景上追溯到其淵源。

客家人「崇先報本，啟裕後昆」的意識極為濃厚。當他們迫於外力遷移他鄉時，往往將先人的骸骨也一同隨遷，兄弟分手時亦必分抄族譜，以待他日敬宗睦族，而且無論遷徒何處，均不改鄉音。因此，在客家社會，人們十分重視「光前裕後」的使命，每每以耕讀之家自勉，期望他日能重振先祖遺風，獵取功名，光宗耀祖。洪（秀全）氏族譜中錄有宗祠的一副對聯，正反映了這種意識：由嘉應徒楊梅，祖德宗功，經之營之，力圖官祿之基礎；籍花峰貫花邑，光前裕後，耕也學也，恢復敦煌之遺風。

這就不難理解，洪氏族人當初何以會對洪秀全抱有那麼大的期望，洪秀全又何以會如此眷戀仕途，從16歲到31歲間連續4 次參加科舉考試，乃至在屢試不中後精神恍惚，病倒床榻。我們也更能體味到洪秀全因強烈的成就慾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而產生的失望、迷茫、怨恨的心態。

客家在謀取生存時，必然會遇到來自社會和自然的雙重壓力，惟有意志堅定、出類拔萃的人才能順利地完成遷徒，並在異鄉站穩住腳跟。在這種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外力刺激下，客家人一般都具有較強的適應環境的能力，富有開拓、冒險的精神。

正如美國學者亨廷頓（Ellsworth Huntington）所言：「當他們移徒的時候，自然淘汰的勢力一定很活動，逐漸把懦弱的，重保守的分子，收拾了去，或是留在後面，所以凡是能夠到達新地方的分子，都是比較有毅力的有才幹的。」（注：《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第110頁。）在洪秀全、 馮雲山身上，我們對客家人的這種特性可以領略到一二。

洪、馮決計離鄉雲遊佈道後，首在珠江三角洲地區遊歷了十數縣，後轉赴八排山區，在瑤族地區的崇山峻嶺間跋涉，接著又逆西江而上，出遊廣西，因沿途人煙稀少，村鄉疏落，他倆僅能在偶遇一茶寮時買幾塊糖餅充饑。洪秀全自桂返粵後，馮雲山又獨自一人來到紫荊山區，當短工，教私塾，慘澹經營數載，終於打開了局面，手創了拜上帝會。在二次入桂與馮雲山見面的途中，洪秀全的行李銀錢被搶劫一空，窘迫得每日僅食一餐，後遇路人襄助數百文，方輾轉抵達貴縣賜谷村。（注：參見《太平天國起義記》、《太平天日》。）太平天國官書後來就此鄭重地記上了一筆，稱馮雲山前隨天王邀游天下，「歷山河之險阻，嘗風雨之艱難，去國離鄉，拋妻別子，數年之間，僕僕風塵，幾經勞瘁」（注：《天情道理書》，《太平天國印書》，第522頁。）。洪、馮這種冒險、 開拓的精神和非凡的毅力顯然與客家民風的薰陶有關。

徐旭曾《豐湖雜記》有云：「客人多精技擊。客人之技擊，傳自少林真派。每至冬月相率練習拳腳刀矛劍梃之術，即昔人農隙講武之意也」。（注：引自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第182—183頁。）迫於生存禦誨的需要，客家人大多果敢尚武。這種遺風在太平天國中客家成員的身上也有所體現，西王蕭朝貴即以「勇敢綱（剛）強，衝鋒第一」（注：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482頁。）著稱。

參加首義的客家人中也湧現出不少能征善戰的驍將。例如，原籍廣東嘉應州的夏官副丞相賴漢英在攻打南京和援救揚州宋軍的戰役中衝鋒陷陣，立下汗馬功勞。秋官又正丞相曾天養原籍廣東惠州，是西征戰役中最著名的一員戰將，後在湖北城陵磯因孤身沖入敵陣戰死，辛酉十一年（1861）被追封為沁天義。國宗石祥禎、石鎮侖（石達開的哥哥）也是著名的虎將。

祥禎外號「鐵公雞」，後在天京郊外生擒敵將張國樑時陣亡；鎮侖則在湖北半壁山的一場鏖戰中戰死。羅大綱，廣東潮州府揭陽縣人，官至冬官正丞相，原為天地會首領，後率眾附義，曾先後鎮守鎮江，經略皖、贛，戰功卓著，威震八方。吳如孝，廣東嘉應州人，在羅大綱調歸天京後曾扼守鎮江、瓜洲達2年之久，後參加了三河戰役、 援救安慶戰役等，官封顧王，壬戌十二年（1862）在皖南祁門陣亡。

堵王黃文金，人稱「黃老虎」，曾鎮守湖口達3年之久，屢挫湘軍，1860 年冬率部大戰祁門時逼得曾國藩幾欲自殺，後在轉戰途中病死。

首王范汝增，原籍廣東惠州，是後期經略浙江的主要戰將之一，曾與黃呈忠一道率部攻克寧波，並有力地抗擊了英、法侵略者的武裝干涉，棄守寧波後復率部攻佔慈溪，擊斃常勝軍管帶、美國浪人華爾，天京淪陷後率餘部聯合撚軍四處轉戰，直至最終在山東壽光縣戰死。

（三）

1864年7月19日，湘軍攻陷天京。不久，先期病逝的洪秀全的屍身也被湘軍從天王府中挖出焚斫。上帝神話連同天堂之夢遂在烈火與煙焰中化作灰燼。

以兩廣客家人為領袖和骨幹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雖然以失敗告終，但是，這部悲壯的活劇所留給歷史的餘響卻是深沉而又久遠的。就在洪秀全抱憾而死的兩年後，孫中山誕生在廣東香山縣翠亨村的一個客家家庭。

這位以「洪秀全第二」自勵的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領導了一個全新的運動，最終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在中國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並親手締造了民國。

◎來源:網絡 / 【東南學術1998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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