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管理分享● 崇禎為什麼亡國？－修羅居

崇禎為什麼亡國？

朱由檢（崇禎）是明朝的最後一個皇帝。

李自成軍攻破北京時，崇禎在煤山（現北京景山）自縊身亡。然而，他本來可以不用上吊的。

朱由檢之前的三個皇帝簡直匪夷所思：神宗30年不上班，許多高幹到退休都沒見過領導；光宗是個花癡，上臺不到一個月，直接犧牲在床上；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藝絕對一流，本職工作統統交給魏忠賢代勞。

輪到朱由檢了，他卻是個勤政廉政的楷模。在朱皇帝工作的17年中，史志稱其「雞鳴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勞成疾，宮中從無宴樂之事」。病假都沒請過，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要求也很嚴。

朱由檢為了減輕財政負擔，在大臣的建議下，於崇禎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陝北驛站，導致在驛站上班的李自成下崗失業。

接著，各地的大旱和疫病連同刀兵四起一併蜂擁而至。

崇禎六年（1633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崇禎十三年（1640年），順德府、河間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並且是烈性傳染病的流行，「瘟疫傳染，人死八九」。

崇禎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傳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贅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者，或一家數人並死。」（『疙瘩』是當時對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結腫大的稱呼）

崇禎十六年（1643年）夏秋間發生的腺鼠疫至崇禎十七年（1644年）春天轉化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約為40%甚至更多，十室九空。

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部克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府，張獻忠部陷蘄州，明將左良玉逃至安徽池州。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危急。初四日，崇禎帝封吳三桂為平西伯，飛檄入衛京師，起用吳襄提督京營。六日，李自成陷宣府，太監杜勳投降，十五日，大學士李建泰投降，李自成部開始包圍北京，明王朝面臨滅頂之災。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絕望無助的崇禎強打精神舉行了最後一次家宴，當夜酒宴罷後，崇禎帝即安排太子慈烺、三子定王慈炯、四子永王慈煥逃離皇宮。

隨後，崇禎帝在宮中親自持劍砍殺妻妾、女兒，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長女長平公主斷臂重傷，周皇后於坤甯宮自縊。

甲申年(西元1644年)3月19日拂曉，朱由檢在離紫禁城一箭之遙的煤山（今景山）懸樹自盡。

一個王朝的滅亡自有其必然性，山都擋不住，但歷史不是一條直線。老天爺曾經給過崇禎兩次機會，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用上吊，不用當大明的末代皇帝，還有可能成為復興王朝的典範。但是，朝政的模式與僵化的大腦，還是把他和他的大明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機會是如何錯過的呢？

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大軍挺進山西，兩個月就可攻進北京，形勢瞬息萬變。

大年初三，崇禎叫來太子辦的李明睿開小會，研究應急方案。

李明睿的意見是南遷，他說：只要向南進行戰略轉移，就能緩過氣來，當年宋高宗趙構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榮富裕的南宋，趙家天下又延續了150多年。咱大明的條件比趙構那時候強多了，地方比他大，物產比他豐富，財政狀況比他好，關鍵是祖宗當年遷都北京時，設南京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體系在。只要您下決心南行，很快就能站穩腳跟，東山或可再起，大明中興有望。沿途的河北、山東、江蘇現在還很安全，到達不是問題。死守北京就是等死，應該儘快動身。

崇禎一聽很高興，兩人一晝夜深談了幾回。不過，按明王朝的制度，皇帝的重大決策需要得到各部大臣支援；而且崇禎還擔心，如果自己出頭提出放棄首都和祖陵，後世一定挨駡，最好由各部大臣們在會上先提出來，皇帝假裝不同意，各部大臣一再勸遷，最後皇帝是被迫同意南遷的，這樣才最完美。

會上，崇禎帝流著淚試探說：形勢都這樣了，我想親自上前線，戰死疆場，你們都別拉著我。各部大臣爭著要為領導分憂，代皇帝出征，就是沒人提南遷問題。

李自成大軍越打越近。崇禎暗示李明睿寫一份報告，把南遷議題公開化，試圖倒逼朝廷各部。

首席部長陳演反對南遷，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揚揚，謠言四起，人心大亂。他還指使一個小幹部發表信息，攻擊南遷是別有用心、是「邪說」，要求嚴肅處理李明睿。

各部大臣反對南遷也有它的道理：一是意識形態上的，士大夫階層受正統思想教育多年，認為撤退可恥。二是為保命，南遷若失敗，出主意的、附議的，肯定沒有好下場。三是實際利益上的，他们在京城過了多年的富足生活，又怎麼會願意帶著妻小去流浪奔波呢。四是當李自成的大軍勢如破竹捲襲了半壁江山時，眾臣看到明朝大勢已去，他們自然不想跟著崇禎皇帝負隅頑抗。美宅良田家屬都在北京，丟了多心疼。

關鍵是，南遷之後，兩個政府一合併，肯定要裁員，俺的位子有沒有、好不好？暫且看看再說，絕不冒險。

李明睿非常氣憤，又加以回擊，支持和反對的都撕破臉了。一時間謠言紛飛，會議不斷，轟轟烈烈，就是沒有結果。就这样，當李自成步步進逼時，明朝的朝堂上卻亂成一團，崇禎皇帝卻又變得猶豫不決起來。

有一次開會前，崇禎甚至哀求首席部長：老陳，這事請您替我擔著點！但是陳演在會上一直笑而不言，崇禎幾次逼他發言，他都是笑笑而已，氣得崇禎把椅子都踢翻了。

這樣一折騰，一個多月就過去了，形勢更加兇險。在2月27日的會上，崇禎讓大臣們敞開說，哪怕兩派勢均力敵，他也好拍板。但結果依舊。

緊接著，李自成大軍攻下了居庸關和昌平，北京危殆。

崇禎終於忍不住了，他跟李明睿等說：不管他們了，這事我說了算，咱們立刻南遷！李明睿回答，來不及了，沿途我軍都已潰散，北京城連蒼蠅都飛不出。

第二次機會是如何錯失的呢？

到這步田地，明王朝居然還有一口氣。因為，那李自成對這麼快打到北京的勝利也毫無思想準備，可能還不清楚進了北京意味著什麼。3月17日都打到復興門了，李自成居然在次日上午給崇禎寫信，要求和談，要價也不高：割讓西北一帶給李自成，實行高度自治，不向朝廷報告工作；朝廷撥付銀兩慰問金，李自成則替朝廷打擊敵對勢力，包括出兵剿滅東北地區多爾袞的清兵。

傻子都知道這樁買賣不賴，況且別無選擇，但大臣們都不表態。如果說南遷問題還可以拿出來討論的話，那麼割地賠款這頂政治帽子太大了，沒人敢碰。

但是不發言也不對，於是部長們一個接一個慷慨陳詞，憤怒譴責敵人的狼子野心，決心血戰到底，與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禮，在明王朝最後一次最高會議上，根本不在議程之內。

所以，崇禎最後只好孤獨地走向了煤山。

臨死前，他留下血詔，略云『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帝於地下，自去冠冕，將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我百姓一人也。』

他死後僅3小時，李自成拍馬直搗金鑾殿。那些政治堅定、慷慨激昂的部長們血戰到底了嗎？

第二天他們就去李自成駐地，排著隊請求為新皇效力了。

景山公園那塊石碑上刻的是『明思宗殉國處』，「思宗」是崇禎的諡號。

的確，崇禎和明朝的悲劇留給後世沉重的思考。崇禎死後不久，清朝攝政王多爾袞給南明的史可法寫信，其中說得特別到位：你們明朝的官員特別喜歡唱高調、講大話，特別擅長空談和吹牛皮，根本不考慮國家前途。當年北宋研究對策的會議還沒散，金兵就渡過黃河了，你們咋就不長記性呢！

如果在承平時期，權力過度集中的問題是不太容易暴露出來的，但是這種所有人都噤若寒蟬，唯恐出錯的狀態，一旦遭遇突發危機，應對能力的短板就會特別明顯。因為其他人都怕承擔責任，所以並不獨立判斷，也不自己決策，而是逐級上報，等待上級指示，上級沒有指示，他就堅決不動，因為這樣做對他是最安全的。而這種逐級請示報告就會導致決策效率很低，在應對危機的時候反應非常慢，什麼事情都慢一拍。

而這種過度的權力集中導致的另一個很明顯的結果就是，其他人都對整個體制失去了忠誠和認同，而只是把自己當成皇帝的打工仔。反正江山是你的，好了是你的，壞了也是你的，那麼興亡就和我沒有關係了，一旦被危機摧毀，也是你的失敗，整個官僚體系不會覺得是自己的問題，也不會覺得對自己是多大的損失，大不了敵人來了投降就是了。

這其實也是每個王朝末期官僚體系的普遍狀態，對朝廷沒有什麼認同，對皇帝也無所謂忠誠不忠誠，只是當成一份普通的工作而已，只做上級交代的任務，上級沒有指示，哪怕是再大的利國利民的好事，他也不會去做。因為在這種氛圍下，如果誰這樣做，反而顯得別有用心，容易成為眾矢之的，最後被其他人逆向淘汰。

換言之，王朝中期由盛轉衰的時候，大臣的心態都是坐等出事，而在王朝末期，官僚的普遍心態都是天下興亡，關我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