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象分享● 如此抵制外資，幾時休？－修羅居

如此抵制外資，幾時休？

加拿大鵝遭殃，刮起新一輪民族主義消費潮。近日，又對加拿大服裝品牌進行了圍攻，有分析認為，在中西方的緊張關係加劇之際，正在刮起新一輪的民族主義消費浪潮。

上海市黃浦區市場監督管理部門此前宣佈，對加拿大高端羽絨服品牌加拿大鵝的關聯公司《希計（上海）商貿公司》處以45萬元的罰款，理由是該品牌涉嫌在廣告中誤導消費者。市場監管部門稱，這些價格動輒上萬的羽絨服主要使用鴨絨，而不是鵝絨；該品牌強調服裝的產地來彰顯羽絨的保暖性，並無事實依據。

按照監管的說法，對加拿大鵝的處罰屬於一起普通的市場監管案件。可9月8日《經濟日報》以「抓住撒謊的加拿大鵝」為題寫道：「外國的月亮沒有更圓，外國的羽絨服也沒有更暖。」將這一事件上升到中外品牌對立的民族高度。《人民網》9月9日在一篇名為「加拿大鵝，別借保暖費收『智商稅』」的評論文章稱：「洋品牌不一定代表高品質，外國的羽絨服不一定比國內的暖。」《北京商報》9月13日在一篇名為「虛假宣傳被罰，加拿大鵝跌倒」的報導中斷言，「羽絨服市場進入飽和階段，國內品牌快速搶佔市場，外資品牌躺贏的時代已經結束。」

除了加拿大鵝，英國霜淇淋品牌夢龍、日本乳酸菌飲料養樂多，近日也被點名批評，稱這些洋品牌對國內消費者「內外有別」或「虛假宣傳」......在專家看來，民族主義宣傳和情緒不斷抬頭，加上政策支援國產品牌，這都意味著可能迎來一場民族主義的消費革命。有學者認為，這符合最近強調的「平等」主題。外國品牌就像私立學校，被高收入的家庭所青睞，中國國內品牌則被視為普通人的首選。在民族主義者看來，青睞西方品牌就等於認同西方的價值觀，抵制外國產品就等於抵制外國的影響力。因此每當和其他國家的關係趨緊之際，這些國家在國內的企業往往就會首當其衝。

加拿大鵝2018年進入中國市場時，在北京的旗艦店因為遭到抵制活動而推遲開業。不過在開業後，加拿大鵝仍然受到消費者的強烈追捧。據加拿大鵝官網資訊，目前加拿大鵝在中國市場共有20家店，超過在加拿大本土的9家店，成為該品牌全球擴張最快、最重要的市場之一。

今年早些時候，瑞典服裝公司H&M遭到中國消費者的抵制。耐克Nike和愛迪達等知名品牌的在華銷量暴跌。有專家指出，外國公司目前面臨著一個不太容易被接受的環境，結果是購買外國品牌，特別是美國品牌，對普通中國人來說似乎是不愛國的。有媒體報導，消費者對洋品牌不再迷信，國內品牌正在崛起，「大有我用國貨我光榮的勢頭」，呼籲國內企業應當抓住機會與洋品牌競爭。

不可否認的是，在政府支持下，加之近幾年來一直強調建立強大的中國國內品牌的重要性和民族情緒的提振下，我們已經看到中國國內品牌在品質和品牌形象方面的改善，本土品牌正在奮起直追，例如在設計中順應「國潮」趨勢，納入與民族自豪感相關的圖示和中國元素。

自2018年底以來，運動品牌李甯今年上半年營收同比增長65%；同期，安踏體育的營收同比增長55.5%。相比之下，儘管耐克和愛迪達仍是中國市場體育品牌佔有率的前兩位，但近一個季度的收益均低於預期水準。

不過，市場行銷專家認為，中國國內品牌產品的增長主要來源於價格優勢，短時間內還不能和外國高端品牌抗衡。但，從上述情況看，風波過後，他們會不會要走？反正，三星、東芝要走了……

最近，外資出走的步伐又開始加快了，最新消息是，東芝公司將於12月底關閉在國內24個城市的33家工廠和研發機構，其中研發機構和精密部件生產將返遷日本本土。電器業務將全部轉往越南。

另外，韓國三星重工寧波造船廠決定關閉。該廠數千名員工不滿資方提出的補償方案，9月9日拉橫幅抗議工廠關閉。可惜，一切都已晚了，當別人要走的時候，再來挽留，可能已經來不及了。這是繼三星撤出在深圳、惠州的手機工廠，以及在天津的唯一在華電視機工廠後，再次將生產線撤出。公開資料顯示，三星重工寧波廠是三星在中國第一家造船及拆船廠，成立於1995年12月，當時登記總投資額為2.5億美元，現有員工4500餘人。東芝大連有限公司，成立於1991年，在中國有三十年歷史。

不知道當年掀起一陣陣抵制南韓、日本商品浪潮的時候，這些工人是否有對周圍的人進行勸阻，是否在明裡暗裡參加了抵制。如今三星重工撤資了，他們喊出要飯吃的口號，確實很諷刺，當然中間可能有真的熱愛三星，沒有反韓的三星員工，但是這樣的口號應該對著反韓人士去喊。

大家看看這些年做的事，排外是一波又一波，此起彼伏，醜化外資產品，肆意煽動愛國主義情緒，利用媒體和民眾來打砸外資的品牌店，焚燒別人的產品。比如抵制優衣庫UNIQLO、耐克的時候，就是這麼幹的。

他們在這樣做的時候，是否已經考慮到了有多少中國人會失業嗎？之前有個初步統計，外資解決的直接就業崗位有4000萬名左右，如果算上產業鏈上其他的就業，起碼超過1億人。這麼多人的飯碗都靠外資，還在煽動民眾去仇視外資企業，這不是非蠢即壞嗎？

當然，這次撤資寧波的是韓國三星重工，主要是造船的，三星電子在前幾年就走了，被愛國的華為粉們擠兌走了，然後搬到了越南，佔據越南出口的20%以上，而數千億的出口產值和數十萬的就業崗位，都留在了韓國。

自中國改開以後進來的一個個曾經響噹噹的外資品牌，在愛國粉們的口誅筆伐之下，現在都很知趣地一個個撤走了，留下成群結隊失業的人在哀嚎，還有他們的家庭和房貸，算是求仁得仁了。

目前，世界五百強企業成群結隊出走，產業鏈轉移出去是主流。當然，還是有少數世界企業在排隊進來，這些企業要麼是貪圖相對低廉的成本和無視勞動者權益的生產優勢，要麼是離不開我們的大市場（儘管這只是眼前的），比如稅前淨利潤有三分之二在亞洲、主要是在中國的滙豐銀行就是典型的例子。當然，他們把利潤放到第一位是無可厚非的，人家來了就是為了賺錢，否則千里迢迢來你這裡幹嘛？

可讓人憂慮的是，他們撤走後的失業人員怎麼辦？每一個失業人員，其背後都有一個家庭……

《『極左』又成中國進步的阻力》

「激進左派」，亦稱「極左派」，是當代中國左翼陣營的後起之秀，以其政治立場的極端堅定、極化觀點的暴烈鮮明而卓然於世。他們以某些左翼網站和地下邊緣刊物為主要發聲平臺，以反資反美、激進革命、底層動員、刺激民粹為其核心觀點標識。

但，「激進左派」的話語體系及其政治主張中，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邏輯陷阱，其急欲促發的學術輿論或社會運動，更具有難以估量的「公害」甚或社會危害。對此，值得政學兩界給予理性關注和剖析警惕。

「左翼陣營」的急先鋒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傳統「老左派」的基本學術立場，是固守前蘇聯模式的僵化體制，堅持計劃經濟，堅持公有制，強烈反對市場經濟，反對非公經濟的發展。因其學術話語難以與時俱進，不可逆轉地趨向衰落。

所謂「新左派」，則是在「老左派」走向衰落之際轉向學術舞臺，以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後殖民主義和後現代理論為學理資源，以反對全球資本主義化、反對國際資本的全球擴張為標識，強烈反對「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反對市場競爭機制滲透侵蝕社會。2000年「烏有之鄉」網站的開辦，「激進左派」有了自己的輿論發聲平臺，形成了一個以所謂的「民間學人」為主體的理論圈子。

「激進左派」以「無產階級專政下不斷革命」思想為學理資源，以「階級鬥爭與階級分析」為基本方法論，以反對資本主義和當代修正主義為核心政治主張，以代言和代表底層工農大眾為動員旗幟。其學術取向與社會現實指向，是希望通過組織底層民眾，造成強大的「底層動員壓力」，向政學兩界同時博弈施壓，並盡可能地影響高層決策。

「激進左派」何以「激進」？為什麼要「如此激進」？這正是其與「老左派」、「新左派」不同的地方。「老左派」以權力資源為依託，其現實指向針對高層決策，其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市場經濟的主張多為隱而不發。

「老左派」影響多在老幹部的中高層小圈子，其政治信仰的堅定純潔和自身的正直清廉不乏感人之處。

「新左派」其現實指向針對「新自由主義狂潮」，其反對全球化大勢、反對資本主義化的主張，也更多地針對知識界的新老「自由主義」。「新左派」之中不乏「學功」深厚者，其西方學術的知識背景和學理資源，使其更多在「思辨的意義」上「縱論中國」，其影響力也多限於「知識青年」的學術圈子。

而「激進左派」崛起於民間，既無「老左派」的權力資源，也無「新左派」的知識資源，只能以「立場激進、主張激進、指向激進」相標榜，激發和集聚底層民眾的積怨積憤，以裹挾底層民眾的「烏合之力」，以期相爭相抗於政學兩界。這便是「激進左派」何以激進的根本所在：似乎越激進，越能聚合民眾力量，越能相抗於權力資源或知識資源；似乎越激進，越能覆蓋並替代「老左、新左」，越能成為執掌「左翼」大旗的唯一旗手。

隨著「老左派」的日趨老化和退場，也隨著「新左派」的日趨回歸學院和沉寂，「激進左派」便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間和發聲可能，並日益成為時常泛起的公害。

極端民族主義的理論動員

民族主義是一種古老根深的自然情感，是一種本能地對自身民族的忠誠和熱愛，也是民族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但民族主義如果走向極端非理性，趨向盲目排外封閉，甚至走向對外擴張、推行民族沙文主義，則民族主義的「正能量」可能畸變為民族災難。歷史上各次世界大戰中湧現的極端民族主義的畸變公害，殷鑒不遠，不乏其例。

2017年中國周邊局勢時有趨緊，朝鮮半島危機幾近滑向戰爭邊緣，台灣境內「台du」勢力潛行，美國更是宣佈中國為競爭對手。加之國內經濟增速的趨緩平穩和結構性調整，農民工返鄉潮及其下崗失業人員的隱性增大，似乎都給「激進左派」提供了事實和理論藉口。

「激進左派」似乎有了更大的話語空間，其強烈的排外反美、反對資本主義化，甚至質疑全面改革開放，就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和演說空間。

「激進左派」一貫以代表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自居，自行佔據「道德制高點」，以冷戰思維研判國際局勢和世界走向，枉顧日益緊密的國家合作和國際交流。他們往往簡單粗暴地把整個國際力量化分為「敵我陣營」，以極化思維和暴烈語言，進行階級鬥爭式大批判，以期影響和施壓外交政策和對台方略。

在一些主流媒體和網路論壇中，「激進左派」甚至倡言「中美必有一戰」、「分分鐘橫掃台灣」等極端戰爭言論。

此種看似極端愛國的狂熱民族主義言論，實則是無視國際交往的競爭與合作規則，枉顧世界各國經貿文化交流的複雜互利，只是以簡單「黑白二分」的極化思維，刺激和動員極端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以往的「抵制日貨」的狂熱運動中，在瘋狂打砸和傷及人命的非理性行為中，也可看到「激進左派」的理論邏輯所可能導致的行為後果。

民粹主義的理論底色

中共近年來民粹主義的日漸泛起，有其深刻的國際國內根源。社會結構的變遷，階級階層的分化，貧富差距的相對擴大，底層民眾就業和生活壓力的增加，都為民粹主義思潮泛起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土壤和民意基礎。但中國出現的民粹化現象及其問題，是一定社會結構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問題，需要不斷地通過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健全民意表達管道等技術性手段來解決。

正是在這一急劇轉型和結構性調整的過渡期，不斷產生並時有積壓的民生問題和民主問題，為「激進左派」的民粹化主張，提供了一定的言說依據和話語空間。

2017年，西方各國「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勢力的崛起，以及由此激發的民粹主義情緒和激進言論的氾濫，更加刺激了中國「激進左派」的道德激情和言論擴張。

不同於西方國家的「極右翼民粹主義」，當前中國的民粹主義，更多地表現為極左翼民粹主義，「激進左派」言論與激進民粹主義有著觀點契合的私通暗道，儼然成為中國民粹主義和民粹化行為的理論底色。

底層民眾組織化的理論代言

民眾的組織化，是社會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組織基礎，是民主社會成長和成熟的組織表現，也是民眾意見表達和利益聚合的組織仲介。法治化、制度化正常規範的民眾組織是社會矛盾和民眾糾紛的中間緩衝器，有利於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調節與和諧，也是民主法治社會的自治基礎。

借力於底層民眾，動員於底層民眾。這既與「激進左派」的底層民眾代言人的身份定位相一致，也與其集聚民眾力量向各方施壓博弈的政治主張相一致，更是其激進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現實指向的「邏輯延伸」。近年來，「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頻頻深入學校、深入企業、深入基層，通過各種學術論壇、宣講報告和群眾集會等方式，宣講其反官僚、反資本、反精英以及反美反日等極端言論。

2017年，「激進左派」更是利用毛誕辰124周年之際，深入湖南、山東、河南、陝西、河北等地，宣傳其一些極端激進的極左言論。「激進左派」期冀通過其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言論，把底層民眾組織化，形成可以隨時動員起來的組織化力量，隨時可以發動「階級革命」。

當然，「激進左派」有其發聲發言的憲法權利和自由，其同情底層民眾並為其代言的價值取向，也值得社會予以理解和尊重，其刺耳的言論和主張對政學兩界也有其警示價值。但是，「激進左派」言論，存在嚴重的學理缺陷和極化思維，其理論推演中存在多重邏輯缺陷，其隨意詆毀學術對手主張為「漢奸言論」，其肆意擠壓自由、民主、法治等核心價值觀，其對學術規範和制度規則的蠻橫衝撞，日漸成為中國學術界的公害。而這一切，對於正在民主法治構建征途中的中國社會，是值得警惕和防範的變異趨向。